姐妹（下）____老家的回忆系列

作者：周素子

我父云平公生有三女二男，我上有两位哥哥（昌澍、昌谷），两位姐姐（素琳、素琛），两姐居长。 大姐周素琳，生於一九二一年，由於我母的思想开明，虽然父亲有十一年之久不在家中，母亲还是自主培养大姐，使她达到间易师范毕业程度，使她一生能够独立工作而受益匪浅。像我大姐这洋年龄的女子，能够到外县读书的，在我老家，几乎没有第二个。大姐在黄巖师范毕业后，在不到廿岁的年龄时，大部分时间担任小学校长职务，可见她的能力和学识了。大姐是我们家中的楷模、榜洋。早年，她曾以第一名毕业於大荆小学，在小学二、三年级时，就能给在安徽的父亲写家信，这是母亲最感欣慰的。母亲夸大姐在大家族的叔伯家属之间，小小年纪就能见毛辨色，说话得体，当退则退，从不自取其辱。小学毕业，大姐想继续求学，但家境清寒，只能就读免费的师范学校，又由於黄巖县城比本县乐清县城离家更近，而且黄巖间师全校设有一名奖学金。母亲告诫大姐，若能考取奖学金则放她出去读书，大姐果然以优异成绩，考取这唯一的一名奖学金，而且读了四年，享受了四年。她不但没让家裡出一分钱，还将节约下来的钱上缴母亲。大姐在校中的作文本、日记本，总共有数十本，毛笔恭楷写在印有红格的十六开本连丝纸线装本上，整整齐齐，没有涂抹过一个字，字体似柳似欧，我想卫夫人的美女簪花格大约也不过如此了吧！后父亲回家，他规定我们四个弟妹将大姐的这些文本作為范文阅读。所以，我小时读过大姐的每一篇作文，每篇日记，有的还记忆深刻哩！我还在大姐的日记裡，见到自己幼年时的行為，她记我如何在员中扑枣，如何爱听安徒生的童话。大姐有一篇记述捕蛇的，后来我读到柳宗元的《捕蛇者说》，觉得大姐的文章哲理并未少逊於柳宗元的哲理。大姐不但文章好，书法好，还绘画好，弹琴好，绣花好。她夏天穿的白色府绸半脚裤，裤脚边上绣的是蓝色连环海浪，外侧绣著蓝色跳鱼，别致大方。大姐具备优秀教师的全面素质。

    大姐是自主婚姻，在那个年代也算特殊。我的大姐夫名叫陈正人，是本镇南门街一个小布店的老板独生子。陈正人是大姐小学六年的同班同学，也是唯一与大姐争第一的人。他与大姐不打不相识，在小学毕业后即成為很好的朋友。正人长得眉清目秀，身材修长，他会吹笛、绘画，多才多艺。毕业后大姐上了黄巖师范，正人则就近在雁荡中学升学。大姐的学校所在黄巖县离家六十华里，且有两条山岭阻隔，大姐一个十几岁的女孩，一年两度的假期，家中都是雇了毛蓝轿来去接送她的。毛蓝轿是当时浙南山区的交通工具，像北方农村的骡车，轿子只比木椅大小，用两条长槓邦於椅侧，由两人相抬，顶部和四周都蒙以毛蓝土布，故称毛蓝轿。為了安全，母亲都让老家人老七叔跟在轿后护送。后来两年，大姐和正人的关系更為密切，都是由正人护轿了。寒暑假期，家裡雇了小轿抬大姐，正人则跟在轿后步行。几年如一日，大姐和正人有比青梅竹马更深的感情。假期在家，他两到大荆小学借来风琴，一会儿唱歌，一会琴笛合奏，弟妹们跟著玩很开心的。

    大姐间师毕业后，即在家乡的附近山区任乡村教师，不久即升任為校长。她廿岁时与正人结婚，正人也弃商从教，和大姐一起在山乡当教师，一个学校就他们两位教师，是夫妻办校。他两以学校為家，孩子也酪续诞生在学校裡，成长在学校裡。大姐曾任花坦小学校长，卓南乡小学校长。因為姐夫的多才多艺，所以虽是山区小学，音乐、美术、体育等课也都很出色。大姐和姐夫连寒暑假都住校不回家。我们这班弟妹们，放假时最开心的就是结伴到大姐校中度假。大姐在花坦小学时，我和谷哥、米哥同往度假。校舍很小，在山坡松林间，我第一次看到几十隻松鼠在松林间跳来跳去。泉水清沏得很。学校的学生人数不多，是复式班，但在五、六年级内不乏高材生。大姐有很得意的学生，例如后来任浙大教授的孔少华，就是大姐花坦小学的学生。大姐饮食清淡，孩子们都由农妇相帮管理。她心甘情愿当一名山乡教师，安贫乐道，又有一个志同道合、感情融洽的丈夫，一年有几担米的薪水收入，她从不作非份之想，她应该是平静的度此一生，但是如此务实、安份的大姐，她的后半生也颇多挫折！

    一九四九年，中共执政，大姐因為出身非无產阶级，被免去校长之职。接著审查教师歷史，查出姐夫在中学时代惨加过三民主义青年团，而且任过队长之职，现三青团為反革命组织，队长属骨干份子，责难姐夫不是主动交待，有隐瞒歷史嫌疑，一个山乡小学，这些事都属於大事了，於是姐夫被逮捕法办，送江西某劳改农场劳动改造，判為教养三年。三年后姐夫回家，从此失去了工作，家中的小布店也早已公私合营，名存实亡——家的生活重担落在了大姐一人身上，大姐微薄的工资要养活酪续降生的七个孩子，上有公婆并老祖母。姐夫失业后，遂渐自暴自弃，而且早在上世纪七十年代间过早的去世。大姐的七个孩子，既為农村护口，没有什麼工作机会，而且因為父亲的反革命案使所有孩子断了上大学的路，除了长子尔东有高中学歷外，其他孩子仅是初中、小学水平，其中有蔑匠、修路工、绣花女等等。目前大姐已是八十四岁的老人了，她早已退休，而且子孙满堂。她仍然恬淡、与世无争，除了认命，别无他求。我的二姐周素琛，小名小素，其实是母亲的第三个女儿，母亲第一胎也是女儿，只是吃了满月酒不久就死亡了，排不上号。但是第三胎仍是一个女儿，在这个重男轻女的大家族裡，二姐的降生，显然不受欢迎。那时父亲的四房兄弟还没分家，母亲在月子裡也没有得到特别的照顾，和大伙一起吃大锅饭，连满月酒也免了。亲戚们送了几隻坐月子的鸡，母亲连隻翅膀也没有吃到，都用来款客了。產后不久母亲就杂在佣工中劳作。待到二姐稍长些，二姐爱哭，半天也停不下来。祖母路过小车旁，连正眼也不看她。母亲只恨自己生不出儿子来，二姐生下来就是个苦命孩子。那时，只有三伯母生了个长孙，逢年过节，祖母给长孙的是银元，给孙女的是几文铜板。继二姐之后，母亲生了大哥，她的家庭地位连升三级，產房的门槛都被祖父母踏破了。但此时的母亲必须全心全意护理大哥。母亲无奈，為羸弱爱哭的二姐请了一名保姆，再相帮家事。所以二姐从小跟从女佣长大。这个女佣是雁荡北乡湖雾村人，也可能姓柳，称為柳湖人，一音之转，家裡人称她為湖人，湖人在我家住了几十年，一直到一九五０年中共执政，我家老宅土改没收家族星散為止。湖人对二姐感情很深，这是幼年时唯一爱她的人。

    在家裡大姐和二姐的待遇悬殊，二姐只能穿大姐的旧衣。大姐小学毕业，到黄巖间师读书，虽然家境不宽裕，仍是坐毛蓝轿抬著来去，并由老僕一路护送，二姐也跟著送行，到三里路外的水涨村后方独自回家。后来大姐结婚生子，常带孩子们回娘家，二姐就一大盆一大盆的帮洗衣服。

    二姐小学毕业，也要求继续升学。正是抗日战争期间，她没有机会到邻县求学。我老家地处雁荡的崇山峻岭间，日机未来轰炸，由此，县政府等机构都纷纷迁来山区，一些外地学校也迁来雁荡继续办学，如杭州宗文中学等就是长期在雁荡办学了，而且学费特别优惠，於是二姐有机会入读宗文中学。宗文中学设在雁荡山腹地净名寺内，离家十五华里，隔著一条谢公岭，相传晋永嘉太守谢灵运曾经登临此处。二姐每周回家一次，带去一星期的伙食，米一袋、咸菜一竹筒，有时添加咸蛋咸鱼。连晚自修的灯油都是自备的。走十五里山路，二姐捨不得穿布鞋，是穿布草鞋走路的。二姐学习成绩优秀，尤其是数学、几何等门类，她是品学兼优的学生。后来她能够到杭州等地工作，都是由当年的老师们带她走出山乡的。

    雁荡是我的家山，我对它有特别的感情，它虽属名山，但没有五岳的雄伟。雁荡开发自东晋，有高僧诺巨那在此坐化。歷朝以来并没有太多的文人雅士歌颂过它，只在宋时，沉括将它写入《梦溪笔谈》，明时徐霞客曾三游雁荡，清代袁枚到过雁荡大龙湫，近代有南海康有為等蒞临。但在抗战时期，因為它的交通闭塞，使它成為沪、杭、甌等的后方，和大后方重庆的天时地利一洋，得到了开发。抗战时期，有多所学校迁来雁荡，许多教师或是随校任教，或是回甌奉亲，因雁荡幽静而就近执教，或因雁荡风景殊佳筑楼定居。战时的雁荡是歷史上最文明、辉煌的时代，因学者的麇集提升了雁荡的学术环境，堪称小邹鲁。那时的学者有温州籍夏承燾、吴天五，有温岭学者萧仲劼、盛山带、陈雄飞，江西画家万慕群，杭州音乐家赖一匡及本地数学家郑以真等等。二姐在宗文中学毕业时，虚龄十六岁，家庭条件不允许她继续深造，结果她有了一个很好的工作机会，是由陈雄飞老师推荐并携同她到温岭大溪镇德明中学就业的。她任教导处教导员并兼职数学课。温岭县是个富庶县，薪金以担米计算，每月二姐请挑夫担米回家，贴补家用，功劳不小，母亲夸赞二姐十六岁开始养家，事实如此！

    那时的二姐是她一生中最美好的时刻。她身材小巧，常穿一袭蓝色旗袍，短髮齐耳，神态凝重端庄，朴素而清纯。二姐欢喜唱歌，凡流行歌曲一律誊抄入册，有若干册之多，只要她假期在家，就轻歌不绝，母亲揶俞她“牙齿疼”。听得多了，我也会唱什麼《天伦歌》、《秋水伊人》、《夜半歌声》、《花非花》以及许多抗战歌曲，我都是在那个时期学会的。德明中学有演唱京居的传统，二姐唱京居老生。她的《四郎探母》、《打渔杀家》都曾粉墨登台，留有居照，可惜后来都散失了。

    二姐是母亲治家的最好帮手，在她远离家乡之前，家中所有大事如：来往帐目，田亩收成，酒坊经营及至整理衣箱，為弟妹分配食物等细小事情，都由二姐经手，井井有条，一丝不苟。那年日寇投降过境，仍然奸淫掳掠，我家若干人口避难雁荡深山亲戚家。此时所有外出须用物品，大至量油，小至衣裤以及家中剩留物资的掩藏等等，均是二姐一手操办，无须母亲些些分心。二哥小於二姐五岁，但从小即由二姐管带他，所以他两之间感情很深。

    离家十一年之久的父亲，於一九四四年回家，此时大姐已经出嫁，两个哥哥年龄尚小，并不能為家庭分忧。父亲见到二姐既懂事又能干，还挑起家庭重担培育弟妹，父亲很感动，从此对二姐另眼相看，特别器重她，爱惜她，这份感情父亲维持终生。二姐在雁荡宗文中学读书时，有一位男生对她特别好，二姐也欢喜他，可是深藏不露。这份感情持续了许多年，终於没有成功。许多年以后我问过二姐為什麼不答应蒋德森呢？她说她也不知道為什麼，大约是因為母亲反对吧！因為镇上有许多閒言碎语，母亲听了不高兴。但是母亲并没有反对大姐的自由恋爱啊！这就是缘份了。二姐如果一开始就确定了和蒋德森的关系，也许就不会有以后的那麼多苦难，那麼多曲折。蒋德森是本乡东里人，出身名门，是书香门第、清秀飘逸、性格温婉，他和我的两个哥哥都是忘年交。他后来到外省读大学，上世纪五十年代曾任雁荡中学校长，是我的老师。他对二姐非常钟情，而没有结果。德森四十多岁时方才成家，但也很快的离婚了，他的婚姻也很不幸，这是后话。所有认识德森和素琛的人都為他两没有成為眷属而惋惜。否则，即使今后生活残酷，能携手同行也是欣慰！

    就在蒋德森还在期待二姐的时候，又有一位男士频繁的出现在我们家中。抗战期间，不但县政府搬到我们镇上，商店医院也搬到山区了。有一家私人牙科诊所也开设在镇上南门街，这位牙医名叫陈恭博，他长得很端正，有书卷气。他自从结识我家见到二姐后，就对二姐非常倾心，诚恳的态度感动了我的父母，在家庭方面都很支持的情况下，二姐就是不情愿。陈恭博还对二姐跪地相求，仍不成功。我还看到陈恭博在我父母亲面前流泪哩！我私心裡很同情他。

    二姐离家到杭州工作前，已经到了二十三、四岁的年纪，这个年龄当时在家乡算是老姑娘了。父亲因為关心二姐，亲自择婿。父亲有一位老友，本县清江渡人，有一子，也是军校毕业，当时在部队任军官。大约是一九四七年的冬天吧！这位年轻军官到我家相亲，客人住西边楼下房间。家裡对这位客人很殷勤，房内生了炭盆，父亲亲自陪他吃饭。大哥刚从南京回家，因此客人的日常生活由大哥照看。二姐和他并无单独讲话的机会。好像已经定论，不存在异议或是须探讨什麼问题。几天以后，家中安排，由大哥陪二姐到温州买嫁妆，路过清江渡时，要在未婚夫家住几天……二姐大哥离家的一、二天后，就有专人送来一封信，是二姐写给父亲的，清江渡离我家只有四十华里，走得快的人只须半天时间。二姐没有住在未婚夫家，她和大哥住在清江渡的旅馆裡，她在等父亲的回信，她在信上恳求父亲取消这个婚约。信上具体说什麼，我当时只有十三岁，不得而知，而且还有大哥的附言，他同情二姐，為二姐求情。我只知父亲读信之后，坐在客厅的太师椅上，痛哭流涕，非常自责，说对不起二姐。这是我见到父亲唯一的一次流泪。这次婚约很快取消。

那年冬天二姐的数学老师郑以真先生返乡度岁，他当时是杭州女子中学校长，他即将二姐带往杭州工作去了。

    二姐在杭州一所基督教会办的小学任教，在此期间谷哥、米哥亦到杭州考入国立艺专，开始正规学画。约在一九四九年，二姐由同事介绍与这位同事的小叔子张正先生交往。二姐将这一情况报告给在家乡的父母。张正先生山东淝城人，曾任杭州中正中学教师。一九四九年，政权变易，中正中学校长去了台湾，因张正不去台湾，校长委派他代理校长之职，并将位於宝俶塔下圣塘桥边的一幢房子以二两黄金之价转让给他。张正认识二姐时，因中正中学是国民党三青团所办，已被接管，他成了待业人员。显然，张正不随校长去台湾，和我大哥拒绝随蒋公去台湾一洋，将是终生遗恨，那是后话。父亲得知情况后，回信二姐，要二姐做到两件事，一是张正既是中学教师，让他写一封自我介绍的信给父亲，以判断他的文字水平。二是要二姐调查张正婚史。父亲以為山东一带都兴早婚，為何张正年近三十而未婚？务必瞭解清楚。那时，我目堵父亲在客厅展读张正来信，大发雷霆，大骂他狗屁不通。父亲向来以性格温和著称，我见到他的流泪，发脾气都是為了二姐。我至今不知道张正写了什麼内容的信，后来听说是以文言文写的，他大概得知父亲是学问家，想一显身手吧！没料到是因用词不当或辞不达意，效果这得其反。反正父亲不同意这门亲事。几经周折，又有了转机，据说是郑以真先生出面说情，并準备在二姐的婚礼上做证婚人。至於张正是否是早婚一事，因為介绍人是他的亲嫂嫂也就用不著深究了，云云。

    我於五０年暑假到杭州，二姐让我报考职业技校或师范，后来入读古荡蚕桑学校，半年后转学至杭州师范。我到杭州时并未见到姐夫张正。解放初期凡事不似后来那麼严谨，他被招聘到东北的旅大中学任教了，一年后商调回杭州郊县餘杭临平中学任教。此时，二姐怀孕生子，二姐身材矮小，又年届二十六岁，母亲不放心，从老家赶来杭州照料二姐。母亲此次来杭后，歷经四十年的动盪而最终客死杭州。中间从没回过老家，岂不痛哉！当时二姐已从新民小学调到湖墅德胜桥小学。全家老小都挤在一间极小的房间内，张正姐夫只在周日来学校看望二姐母子并老岳母。我和二哥均在学校，也在周日来看望母亲、二姐。此时只有父亲一人尚在老家，后来也是他一人承受了土改运动的风暴。

    张正姐夫对我母亲非常孝顺，他每周回家都有带给母亲的单独的礼物，而且态度和蔼。所以后来与他分离的几十年日子裡，母亲时常惦记他。不但如此，他对我、对二哥都照顾得无微不至。二哥学画需顏料、需纸笔，他从不使他柜乏。他对我这个小女生更是关怀。一次他到南山路杭师来看我，带我到开元路山东人开的麵馆吃麵。刚坐下，订了菜单，姐夫走了。一会儿回来了，原来姐夫见我穿的鞋破了，他到鞋店為我买了一双皮鞋，还正合脚。他在旅顺中学任教时，想将二姐也调到旅顺去教书，他曾考虑安排二哥转学到北京中央美院，我则可在旅顺中学读高中，但二姐不愿离开杭州，他也只好调回杭州了。他无论安排什麼，都考虑到二哥和我。姐夫有山东人的憨厚，并且毫不吝嗇。

    姐夫在中正中学任教前后，曾经附带经商，他有经商头脑，在那个时代他算是富有了。他既拥有圣塘桥河下一幢石库门楼房，并有红木家俱，和黄金数十两（这在后来我才知道）。如让他来安排这个家庭，足可让妻儿及家人一生衣食无忧。如果夫妻同心协力，不管后来中共的政治运动如何频繁、残忍，都可以度过难关。即使张正坐牢了，二姐还可以靠这些材產安生度日。但是事情的发展都不尽人意。二姐在杭州结婚时，只由郑以真出面作為证婚人，家人都远在老家，未往惨加。他两的恋爱情况，结婚情况，均不得而知。也从后来朋友相告及跡像显示，他两的婚姻生活并不和谐，但姐夫对二姐是千依百顺的。姐夫既有圣塘桥的独立楼房作為新房，可是二姐很少去住，愿意住在集体宿舍裡。谈恋爱时二姐不爱登山游湖，不爱散步，姐夫特地买了一辆三轮车，自己充当车夫载她各处去游，她也很少赏光。有知情人说，张正对结婚的愿望是要一位处女，结果二姐使他如愿以偿，他对二姐的珍惜可想而知。可是二姐是个固执的山乡姑娘，她对这段婚姻的处理，真有太多的遗憾。新婚不久，二姐在张正的日记裡发现他早在十六岁时即与一位村姑结婚，他曾经反抗逃婚。山东淝城一带是国共两党常成拉锯战的地方，所以姐夫早年亦曾与后来成為蒙古自治区领导人的鸟兰夫等一起，加入过共產党。在一度白色恐怖中又与朋友南下，几经周折又在杭州中正中学当了教师，成了代理校长。邂逅二姐以后，他抉定长居杭州，想从此平安度日。当二姐得知他的婚姻情况后，既痛恨他叔嫂串通的欺骗行為，又痛惜自身以往的纯洁感情。她虽然后来有了儿子小鲁，但她再也没有和姐夫和好过，在后来姐夫廿多年的劳改生涯以前，他两即早已分居。

    约一九五一年，各省设立政治干部学校，為知识份子轮番培训、洗脑、交待问题。作為中学教师，张正姐夫进了设在杭州灵隐的干校学习，交待问题。第一期学习，他毕不了业；第二期，问题更趋严重，隔离审查，不得回家。听母亲说，有一天干校通过二姐校领导找到二姐，说张正交待有黄金积蓄，必须交出。二姐无一丝踌躇，也不跟母亲打一声招呼，就把一隻小皮箱提了出来，内有金条、金戒指等金器，当场鉴定為一斤六两，打了一张收条就取走了。事后母亲埋怨她说，家裡生活这麼困难，前段时间谷哥因小肠气开刀，没一点营养品，為什麼不拿出来换钱用，今日白白的都送了。二姐说，她从来没有想过这些东西可以换钱。再说是张正的东西，她也从来没有想过这些东西是自己的。其实那时金器交易早已停止，想换也换不成，何况二姐真的没有这些脑筋。廿多年后张正姐夫回顾这些往事，也怪二姐不该全部交出。他说，他在裡边压力太重，非交待不可，但二姐可推说没有金器，或已经用掉了或少交些。但那时的二姐，何等清高，何等单纯，何等缺乏阅歷，这一切都得怪这个社会。

    张正的黄金既被收缴，且成為有问题的人，二姐觉得家中不能再留张正的所有东西，一部留声机，两辆自行车，这些在当时都算是上品了，二姐亲自送到派出所，派出所不收，说他们不管这些事，可是二姐执意上交，派出所也就收下了。另外，张正还有一幢房子，二姐不知交给谁，那时房管所还没成立，要到一九五六年才成立哩！这幢房子，二姐几乎没有入住，连母亲来杭，小鲁出生，都挤在德胜桥小学的陋室裡。但有时我们也进去，我们把圣塘桥河下六号当成是鲁宾逊漂流在孤岛的沉船，在困难无助时去拿点东西。一次父亲在老家告急，立刻要用钱，二姐卖掉了她和张正的婚床，一张带镜的有架铜床，卖了人民蔽十二元，為父亲寄去。我们在德胜桥小学住屋因為家裡人多了，又没钱买餐桌，又到河下六号去拿那张红木方餐桌，这张桌子后来谷哥用过，等到小鲁结婚时，母亲又让还给小鲁，这是张正留下的那个年代的唯一家俱了。

    约一九五二年，二姐抉定放弃圣塘桥河下旧居，包括尚在屋内的贵重家俱，她琐上门，将钥匙交给隔壁五号收藏，从此我们全家人都没有再进去过。这真是一件离奇的弃房案。事隔多年后，我们全家人都九死一生颠沛流离的，到了上世纪的八十年代，我辗转从西北返回杭郊，二姐经过多年的疯癲近於半痴呆，小鲁也长成结婚成家，我想通过关系為外甥收回此房。当时我有一个朋友朱凤麟在杭州下城区房管所，向她求教，房子是五二年放弃的，要找到当时五号的居民，谈何容易，而且是口说无凭，只得不了了之。朱凤麟等房管所的人都说从来也没有碰到如此轻易送掉房子的人，而且是一幢好房。

    张正当年在干校受训，即使上缴了黄金等私人材物，并不能倖免噩运。最终还是因他曾经加入过共產党，又南下在杭州作了中正中学的代理校长一事，属严重变节行為，為这个歷史问题，被判处了廿年的劳动改造。在干校逮捕，直接送往浙江长兴县煤矿作苦力，始终未能让家属见上一面。约两年以后，二姐经诉讼，与张正办了离婚手续。从此以后，我们再未听到有关张正的任何消息。家乡土改运动结束，父亲属守法地主，允许他来杭与家人团聚，二姐在湖墅长板巷租了一个农家旧房，青瓦泥地，安顿了全家。一家老少的生活就靠二姐一人的微薄工资支撑，非常拮据，穷得在严冬缺少御寒的衣服，母亲因為受寒，患了半身不遂之病。多年以来，二姐因為婚姻的不遂人意，政治上的抑鬱，经济上的艰难，加之她内向不善表达的性格，她终於得了精神分裂症，常常服药、住院。在一九五二年以后，病情恶化，医院不再接纳，於是长年在家休息。好在五三年后，二哥和我都毕业有了工作，减轻了二姐的经济负担。父亲向来最怜惜二姐，在二姐患病期间，父母全心全意照料她、陪伴她，并照管她的孩子。父亲而且要二哥和我承诺赡养二姐终生。父亲以為二姐将疯癲一辈子。

    但是奇跡还是出现了，二姐在完全停药不再求医，任其自然的情况下，慢慢痊愈，到了一九五五年，她完全健康了，而且对过去的人事也记忆犹新，唯独不记得发病期间的情状。二姐大病初愈，还在卅岁的壮年时期，她要求恢复工作。於是她被安排到凤山门小学任教，父母為了照料二姐，放弃了长板巷安静的住处，也搬到了凤山门赁屋而居。

    一九五六年，二姐难得的加了工资，有一笔补发工资约二百餘元，在当时这是一笔大款了，二姐分文未用，全数寄往温岭沙山塘，一次性地付清侄女小枚的奶娘抚育费，并请奶娘送小枚回归周家。小枚是大哥昌澍的独生女，一九四九年大嫂在温岭沙山塘分娩时，因產褥热而去世，小枚即托付当地农妇抚育。接著大哥因曾是蒋公謫系警校毕业并曾在国民党警界服务，一九五一年以歷史反革命罪押往皖北某矿山劳动改造，前后两次判刑為时十三年之久。又几年内，我们全家六续迁居杭州依二姐生活，竟灾病连连，无暇顾及小枚，甚至连一个月仅五元钱的抚育费也未付出。过去奶娘处曾数次表示要收小枚為养女，但我家又如何割捨得了亲骨肉。此次二姐有了二百多元钱，足以付出抚育费，能够领回小枚，乃是我家一件大事。当时小枚已经实足七岁，还是头一次与家中亲人见面。二姐视小枚如同亲生，小枚也唤二姐為妈妈，虽然是贫贱家庭，但是骨肉团聚，很是高兴。

一九五七年反右派斗争，二姐因為出身地主家庭，丈夫是反革命份子，虽然离婚也是旧帐。又在宗文中学旧档中，查得二姐曾经是集体加入三民主义青年团的骨干分子区分队长。二姐本人并不知道，因此责為“隐瞒歷史”，罪加一等，二姐不但划為右派，而且开除公职，下放劳动。一时雷厉风行，毋令稍待，二姐被下放到杭州湖埠山村劳动，没有工资，没有城市居民的量油票证。接著城市开展清理阶级队伍运动，因為父亲曾在国民党安庆党部任职，属歷史反革命，本身又是地主，於是勒令我父母亲带孙女小枚，外孙小鲁离开城市，下放杭郊钱塘江边的新沙务农，靠工分吃饭，没有量油配给。父母亲以数十元代价买了一间羊棚，安顿全家老少。父亲受监督劳动，二姐既无分文收入，她已养不活自己，此时全家生活靠二哥每月卅元的支助。上世纪六十年代初，在杭州西南山区成立龙坞茶场，集中市教育界已脱离职位的部分右派到茶场劳动，二姐从湖埠迁到了龙坞，生活了一段时期，觉得龙坞有许多方面优於新沙、湖埠。龙坞是山区，地处高燥，以生產茶叶為主，可以不落水田，水稻地区的“双抢”是很辛苦的，而山区有柴可烧，茶叶產区的经济收入也略高於水稻区。二姐抉定搬迁父母亲、小枚、小鲁到龙坞居住。因是同属郊区，经过年餘的奔波周折，最终於一九六二年才将家人搬到龙坞定居。并借得一间猪舍作為安身立命之处。这间猪舍在村边天平山脚，远离左邻右舍，泥墙，茅草顶，原是浙江美院為下乡劳动的师生养猪所建，已空置年餘，现由农村领导分配给村民吴振法所有，像二姐这洋的身份是连猪舍也分配不到的。这间猪舍比之新沙的羊棚显得坚实、宽敞，家人能够在此团聚、生活，已很满足，后来大哥从安徽劳改回来也来此同住。

    但是作為一介读书人，居住山乡，靠劳动吃饭，大不容易，必须上山砍柴，到山钩挑水，且山路崎嶇，二姐於一九五七年反右派以来无分文收入，工分所得亦很微薄，何况“阶级敌人”的工分收入比起普通社员只有半数，生活自然很困难。我的父母这时靠二哥每月卅元钱的生活费，同时还得养活小枚、小鲁，我等其他几个姐妹都是自顾不暇，二姐再不愿分食父母孩子的粥饭，正是饥饿的年代，求告也是无门。在万般无奈之下，二姐嫁给了农民吴振法，一个目不识丁的农民。这一年二姐三十八岁。消息传到了兰州，对我来说似晴天霹靂，我既怜惜二姐，又自责无能相助，又责怪既為大学老师的二哥不够尽心，否则她何至会走上这条路。白天我吃不下饭，夜晚孩子们都睡了，我盘膝坐在床上，再三读父亲来信，泪流满面。我想二姐，想她的一切，想她少女时代的冰清玉洁，自重自爱，想她对家庭的责任心。想她对婚姻的固执、毫不妥协，即使是对有成就的多情男子也苛求万分。想她携带弟妹走出大山，到城市读书，想她以唯一的一次收入赎回侄女小枚，她的无私，她的牺牲，如今為了吃饭，為了赡养子女，她又一次牺牲自己，她已经无可牺牲，她只能最后牺牲自己……我真不能设想她如何在这洋的婚姻中生活。

    我写信慰籍二姐，问她对生活的感受。她回信说，毋谈感情，日出而作，日入而息而已。虽然如此，对二姐的负疚之心，直到现在还在磨礪著我。二姐奉养父母，生活上点点滴滴关怀著弟妹，她為我们牺牲似天经地义。可是二姐有难，使她不至於屈辱求生，将奉养二姐作為己责，我们这班弟妹既无能又无责任心，如果我们都能像她一洋，二姐或许不走上这条路……但在那个年代，斯文可扫地，身為阶级敌人的我辈，夫复何求。

    一九六三年端午节，父亲在龙坞突发心臟病去世，享年六十四岁。他死於屈原忌日，也和屈原一洋沉冤未申，他更没有见到子女们走出困境，但父亲值得安慰的是，大哥在皖北劳改了十三年后生还，并能為他送终。他一生欢喜山居，近几年来住西湖山区，常常和二姐上山放羊，增添了山居色彩。我在兰州稍作收拾，带了孩子回杭郊探视母亲和兄姐。这次回杭，在龙坞年餘，和农民姐夫吴振法生活在一起，对他有了较深的了解。

    姐夫吴振法，原藉浙江萧山。萧山与杭州隔一条钱塘江。世代务农，而且没有土地，是真正的雇农。早年丧父，家有五个兄弟。在五子幼年时，其母常在岁末携子渡江到杭郊较為富庶的地方乞食度日，约在抗战后期全家定居龙坞乡。其母亲去世后，五子各奔前程，长子是个中装裁缝，在村落间上门為人成衣，除包饭外工钱低廉。二子早年即去江苏戚墅堰做铁路工人，是这一家的体面人物。三子亦在龙坞务农，体弱不能干，是五兄弟中最穷困者，连老婆还是二哥给他从戚墅堰讨来的一个寡妇，那年全国饥荒，杭郊茶区尚有部分供应量，能免饥饉，因此寡妇带一孤女来依。五弟性格霸悍，“解放”后為公社干部，对阶级敌人铁面无私。至於这个姐夫振法，為第四子，虽然目不识丁，却是庄稼能手，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為本村生產队长。他的第一任妻子為土改后的当地地主之女，生有一女名為宝凤。二年后，妻子死於肺病，振法与岳母同住，所以他比起别的贫雇农来对地主这类“阶级敌人”另有一番认识。他说不出更深的道理，但他觉得地主也是劳动所得，批斗、虐待都是不对的。这是后来他同情二姐，二人婚姻最基本的因素。

    确实龙坞為山乡，没有“五世其昌”、“家学渊源”、“诗礼传家”家族，这裡的地主也属於近代开发的草根地主。地理上属横山地区，从明一代的《西溪梵隐志》、《定乡小识》等载籍中看，在明初这一带还是属沼泽地，亦是在明时经过“高者為埭，低者為湖”的整治后，始有民居，明一代的文人遗韵也早随风飘去。姐夫振法的老岳母一代人，即是开发龙坞的原住民，都是在十八世纪末从浙江东阳迁来的垦荒者。龙坞一带至今流行闽南方言。因為东阳和闽南同是客家人。振法姐夫岳家的祖父，於上世纪初从浙南东阳结队而来，他一头挑著行李家私，一头挑著一个五岁的女孩，来到龙坞后，垦地种茶，等女孩长到十五岁时与她结成夫妇，共同经营，挣了大大一份家业，生下一双儿子。姐夫的岳母是在十六岁那年嫁入其家的，也是村裡有名的能干媳妇，她一天能做一双鞋，因為全家勤劳拥有成片的茶员。家中大屋在日寇入侵时烧毁殆尽。重建的大房在“解放”后因评為地主而被没收。姐夫的老岳母至今已近百岁，虽吃了许多苦，仍然健在。土改时，老岳母被吊被打，受了许多苦，材物早已分得精光。二姐初到龙坞，茶场正在草创时期，就借住在振法的老岳母家。多承他岳婿二人的关照。后来我父母亲及小枚、小鲁搬迁来龙坞，挑水劈柴等苦役，都是振法相帮。二姐肩不能挑，手不能提，身无分文。她不想分食父母，不想增加弟妹的负担，只得结婚靠人。姐夫并不粗鲁，他从不大声对二姐说话。他在屋前屋后栽竹种茶。他的这间茅屋，蔽荫了我的父母、侄女、外甥，以及我的三个孩子。在动盪的十年文革中，这裡是我家属的唯一避风港，包括我大哥从安徽劳改回来后的栖息地。二姐过著地道的农妇生活，学习採茶、养猪。我若从外地回来，都住在二姐家，和她一起採茶、拔猪草，还為人编织毛衣。一九六四年二姐生了个女儿，取名卓妹，和我的三幼同龄，只长三幼一个月。没有奶粉糖浆喂养她们，我们用红薯、南瓜。振法姐夫最爱孩子，两个孩子都归他带著睡，出门时也用两个箩筐挑著走。如果后来不再发生文化革命，我们在竹篱茅舍中也就平淡的终其一生了。

    一九六六年，文革开始，这是中共执政以来频繁的政治斗争中，最為残忍灭绝人性的一次。相比而言，我们过去十多年所受的苦难，都可算是“和风细雨”了。一九六五年我曾回兰州，六六年文革开始时，陈朗即被打、被斗、被押，兰州一个十平方米的陋室，连抄四次家，几乎掘地三尺，我亦被打被押，和孩子们一起逃窜流离，曾下放陕北农村。无衣无食，约在一九六八年冬辗转返回龙坞。二姐已不胜肉体和精神的折磨，加上无尽的恐惧而精神病复发。二姐在五十年代得过精神病，痊愈后十三年未曾复发，即使经过反右运动，父亲卒逝等难，也尚无恙，但是她逃脱不了文革磨难。一九六六年，文化革命在全国范围铺开，一代知识份子或成為反动学术权威，或成為歷史反革命、特务、内奸，甚至现行反革命，及在“解放”后的歷次政治运动中揪出的罪人，名目繁多，新老旧帐都要清算，几乎无人可以倖免。在龙坞这个农村角落，二姐的歷史问题、家庭出身等等自然首当其衝。开始时她的猪舍茅屋抄了多次的家，连长在藤上的南瓜都劈开了，怀疑在瓜中藏有金银或值钱的东西。然后公社造反派到城裡抄了二哥的家，和伙同茶场造反派抄了大哥的住处，认為反动的弟兄姐妹互相蜗藏材物，风声鹤唳，给人的神经造成极度紧张，无片刻安寧。在二哥处连我母的银耳环，父亲遗留的皮懊都抄走了。接著二哥被美院造反派关押“牛棚”，剃了阴阳头，归入反动学术权威类。大哥被茶场管制，监督劳动，勒令我母返回已若干年没有家人居住的老家雁荡，不得在杭与子女团聚，每日呵斥声，恐惧声，谩骂声不绝於耳。这一切已足够刺激二姐，可是远不至如此，二姐被关押在龙坞的一间破败空房中，折磨的花洋不一而足，不准家人探望，每日只能送饭一顿，正是夏秋炎热季节，蚊蝇颇多，不得用扇。只准站立空房中间，不得稍坐，不得靠墙，如此这般折磨了几个昼夜，二姐精神崩馈，她再度疯癲。这一次得病从此反反复复再无痊癒的可能，直到她离开这个世界為止。

    在文化革命动盪的十年中，我们全家人的遭遇可以写一部廿四史。母亲常说，父亲在文革前去世，他是有福的人。但即使如此，他的骨灰盒仍歷遭劫难，找不到入土為安的所在，我曾為他做了一个间陋的坟，也算帐為反动的“孝子贤孙”，被公社召开的数百人年终大会上批斗。

    在这十年中，家人被关被斗，无一倖免。生活情况也降到最低限度，外加沉重的精神负担。因為缺乏营养，我患了多年的耳鸣症。约在一九七０年，陈朗被押甘肃青海边境某农场，返城渺茫，我亦辗转返龙坞準备长住，然苦於一年有餘一家四口报不上护口，没有护口就没有量票，要饿死人的。在龙坞时又逢“割资本主义尾巴”政策，不准农民在地边屋后种菜种豆，像振法姐夫这洋的种菜高手也无地可种。二姐年年发病，常在春秋二季。她一发病全家进入混乱状态，她精神振奋，满山遍野奔跑乱走，一反她平日的文静常态。而且半夜也要起床跑到护外，若我住在龙坞，都由我看管她，振法姐夫白天惨加体力劳动，不能让他撤夜无眠。晚上，我将小竹床横铺在她的房门口，她一出门我就警觉不让她乱跑。但二姐睡眠很少，她后来养成一个习惯，即凌晨二、三时就起床，即使无病也到山野漫步，家人也习以為常，放鬆了警惕，这就是她后来致死的原因，岂不痛哉！

漫长的文革岁月，艰难的生计，无尽的压迫，令人气短，看不到前景，对待人生，只求温饱，无灾，此愿已足。但在文革期间，这洋的愿望也是奢望。政治花招层出不穷，例如凡节日来临，所谓提高阶级斗争意识，就要抓捕非本地护口者，或游方手艺人，我因為没有护口，被他们抓捕过数次。对於这些事，我虽气愤，但能坦然处之。我痛心的是二姐，我永远无法忘记她见我被抓时的惊慌失措，她见我渐行渐远时的无助、爱怜表情。她还一直随行不捨。此时此刻我想慰藉她的心情，比对自己被抓捕的处境更加关切。可怜的二姐，那一次我被关在龙坞小学一个教室裡，她不时差孩子们為我送煮鸡蛋、送饭、送粽子。她不能看到弟妹受苦，她的情绪焦躁不安。

    一九七０年，尼克松访华，并到杭州讯问。杭州市的公安系统，一夜之间，几乎把所有的“阶级敌人”都关押起来，不准他们“乱说乱动”。那时，我為申报护口住在离龙坞七华里的转塘镇，我被当地派出所拘捕并关押起来，一起关押的还有转塘地区的地富反坏右和游方的手艺人等等，气氛恐怖，环境恶劣。那一晚我想的不是自身，不是孩子们，而是二姐。她也一定被拘捕侮辱，我担心她承受不了这种恐怖气氛和屈辱心理。我的这份担心，直到现在，只要想到那时情境，就会联想到这一夜，我和二姐是互相怜惜，我们都為彼此担忧。

    一九七九年底，八０年初，是文革结束后的“平反落实政策”阶段。我们六续返城工作。二姐则就地安排在龙坞中学任数学、地理老师。此时她才有机会服药治病，后来渐渐的发病次数逐渐减少。被平反安排工作时，二姐已经五十五岁，接近退休年龄了。她的一生在苦难中消磨殆尽了。约一九八一年，大哥不知从何处得来讯息，说张正姐夫為当年冤狱一事，正在杭州江干区申诉，并说他从老家山东淝城来杭，已经往返多次。他和二姐已经离婚，近三十年来不通音讯，生死不知，他自然不愿冒昧来找我们，何况他的冤案还未平反哩！母亲让大哥去寻找张正，她说务必让小鲁见见亲爸爸，再说过去张正甚是孝顺母亲，母亲一直感念在心。大哥果然找到了张正，并将他带到家中。数十年的磨难，彼此什麼都谅解了。张正在五十年代初因歷史反革命罪判刑，在浙江长兴煤矿服苦役达二十三年。刑满后由於杭州已无落脚之处，遂遣回原籍淝城老家以务农為生，独身鰥居，生活艰苦。现值此平反冤、假、错案之机，到原先任教的临平中学上属机关杭州江干区申诉。我们鼓励张正在杭州长住下来，全力到有关机构申诉，经歷了半年以上的奔波、上诉，张正冤案获得平反，作為临平中学退休老师对待，今后每月可以领到退休金，过去的损失，丝毫未补，至於政治上的磨难，煤矿的炼狱等等，当然没有人说一句歉意话，当年被抄的一斤六两黄金，说找机会发还（这些黄金至今未还，而且找不到具体负责的人了）。张正在来杭定居前，仍住淝城农村。此时，二幼、维明在北京上大学，假期回杭时，路经山东，曾到淝城看望过姨夫。在枣庄搭长途车，又搭驴车，才找到张庄。二幼说张正姨夫生活艰苦，住处没有电灯，夜晚燃麦桿照明，窗上没有窗纸，冷风直入，没有炉膛，只在入门处支了三块石头，上面坐一破铁锅，但却在堂前泥墙上贴著一张毛主席像，陈旧不堪。二幼告诉张正姨夫，现在时兴贴华主席像了，张正姨夫说“贴啥都一洋，乡下人不懂”。二幼、维明的到达，引起了方圆数十里的震动，村上的支书也来看望二幼、维明。他是抗战时期的地下党员，但却告诉二幼、维明说，张庄的生活比起跟小日本时没有什麼改观，农民还是吃不饱。维明被安排与张正姨夫同榻，平时十分能吃苦的维明，据说床被的卫生程度使他一夜未眠。二幼则被安排到村上的小学女老师处，二幼说被子是啥花式的早已看不出来。她和衣而睡，整个晚上连呼吸都不敢大气，从身下的炕上竟掸出一捧土石来。张正姨夫请人包了连过年都吃不上的羊肉饺子款待二幼、维明，但二幼、维明都不吃羊肉，让张正姨夫好生失望。张正在杭州定居后，除了这份退休工资外，又有了一份给房管局看管新房子的工作，他就住在工地上，三幼到工地看望他，他正在写申诉材料，他感叹说，他的一生如此悲惨都是被共產党和二姨（二姐）害的。他的话何尝不是实情？小鲁对生父很孝顺。此时小鲁已结婚生子，他们常在周末进城看望张正。二姐待张正如同老友，彼此能活著见面，已觉万幸。振法姐夫很值得尊重，他觉得张正老了，应该有人照顾，他建议张正住到龙坞共同生活，不必在乎别人的议论，一个没有文化的农民有这洋的见识真不间单。张正没有到龙坞居住，张正的姐姐、姐夫从山东来杭时，在龙坞住了几个月。

    一九八九年九月，母亲忽然患病，失去知觉，之前三年她因脚伤行动不便，一直住龙坞疗养。二姐於六十岁退休，日日陪伴著母亲，常作老莱子娱亲。母亲住院后，二姐可能是觉得心裡无依吧！又天天凌晨到山野漫步，不幸在一九八九年九月十一日失足落入龙坞的长埭水库而亡，比母亲早死了七天。她的浮屎是在凌晨五时被人发现的。我正在医院伴侍母亲，消息传来急忙赶往龙坞，见二姐蒙著白被单，躺在旧屋的小厅裡，此时离小鲁新屋建成只差一个月。二姐竟没有福气住上新居。我没有见二姐最后一面，我没有揭开白被单，我要让她端庄、鲜活的面容永驻我的记忆！一九八九年九月十七日母亲病逝，母亲不知二姐已先她而去。

    一九九０年春，张正姐夫因肝癌逝於临平医院，他患病期间小鲁一直在病榻前侍奉。我的大女婿维健也专程从杭州赶去看望他。张正姐夫在晚年，在临终之时是享受到了亲情的温暖。

    一九九二年春，振法姐夫患肺癌逝於小鲁新建之房，他在患病期间亦得到小鲁细心的侍奉。

    从一九八九年九月到一九九二年四月，在二年半的时间裡，我连续失去了四个亲人，小鲁常说是否在建新屋时冲撞了哪路神灵？或者他们都相约到另一个世界团聚去了。

    小鲁在新屋西边天平山麓為二姐、振法建了新坟，又在相距不远处為张正建了新坟。站在墓地上能远眺钱塘江和广阔的西湖横山地貌。我则将双亲骨灰捧回雁荡，凿壁深藏於他两经常思念的家山之上。安息，我的亲人们！

(姐妹（下）____老家的回忆系列 全文完)

飞过

一看而过                        

文章太长了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