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周素子
我的童年，因为住在与周围环隔绝的旧都司衙门故宅裡，除了家中的兄弟姐妹之外，几乎没有另外的朋友。但是“嘤其鸣兮，求其友声”，求友是本性，所以我还是有了两个小朋友。
一个是男孩子，姓仇名叫新康，和我同岁。他家就住在我家大门外对街的一所简陋的二层木结构小房裡，他的父亲名叫仇瑞皋，终年不在家，远赴宁波、绍兴等处当堂倌、账房什麽的，只在过年时才返家。新康还有一个姐姐，名叫素球，当时十三、四岁了，母亲多病，家务都是素球一人承担。
新康时时穿越重门，到我家与我玩耍，我们就在大厅裡宽廊下玩。大厅裡有长画桌、八仙桌，我们就在桌下办家家，在厨房裡找些粗短的萝卜、茄子，插上四根火柴当腿子，在尾部插上狗尾巴草，就是猪、狗等家畜。与新康的玩儿真是非常投入，非常有趣。我们似乎只闯过一次祸：我们一向在家裡玩耍，从不出门的，可是有一次，是春天，新康曾随他的母亲到过东里，他觉得那裡很好玩，说要带我去玩玩。东里在大荆古镇东边的郊外，那裡除一个李姓大宅院外，都是庄稼地，要从我家门外的署前街向东横穿由卵石舖成的东门街，然后走出一条狭窄的长弄，过了东门溪桥，才能到达。这一天我和新康不经禀报，私自上路。才过了东门溪桥，就在桥头麦地的田梗上，发现了一簇簇初生的豆苗，非常茁壮、有趣。新康说，这些都是野生的，可以拔回家去再种。我们忘记了要去东里的事，拔起豆秧来，每人手上都已有两大把，意犹未尽，也不知过了多久，这家佃主跑来了，带著哭声大吵大嚷。我见机不妙，赶紧扔了手中豆秧，飞快向家中逃去，新康不够机敏，被佃户逮住了。我边跑边回头看新康，见佃户揪住他，无法摆脱﹒﹒﹒﹒﹒﹒。后来知道，佃户一直揪住新康，问明地址后，扭送他回家，新康遭了他母亲一顿好打。我母亲后来才得知，也非常严厉的教训了我。之后似乎再没私自出过门。
到了小学入学年龄，新康只上了不多几天学，就失学了，我和新康也不常一起玩了。一九五零年以后，世事发生了骤变，我也在老家的初中毕了业，跟随二姐到了杭州继续求学。这次离家，直到三十二年以后，结束了很长一段时间的艰难困苦、流离巅沛后，才随米哥首次返回老家，已经到了八十年代初了。此番返回老家，其实“家”已经名存实亡，我的父母亲也早在五十年代迁居杭州了，亲属之中只有三伯父家守寡的杏元大嫂还在，守著一个支离破碎的家。夜晚在灯下我向杏元大嫂问起新康。大嫂说，新康有了一男一女，先时务农，后来在镇上绣衣厂工作，生活一直艰难。在家乡的几天中，新康来看过我一次，已全然没有童年的面貌，完全老农模样，默默的不多说话，头髮已经花白。他殷切的拜托我，在杭州为他们的绣衣厂找点活计。至于我提起在东里拔豆秧的往事，他竟全然忘记了。
我的另一个小伙伴是一个女孩子，姓李名叫春娇，她家住在小山脚城裡湖边，从我家大门出去要向西拐弯才能走到她家，远著呢！我们原并不相识。后来我母亲为开设酒坊，向西边围牆外毛家买了菜园，打开围牆，修建侧门，侧门外即是城裡湖边、城隍庙一带，有了这个侧门，我家不再通过三伯父家厅堂走大门了，我这才有机会认识了春娇。春娇与我同岁，长得很清秀，很瘦小。有一次她到我家玩，凑巧大人们都不在家，我们大玩其水，把大厅、游廊、楼下西厢房灌了满地的水，真是痛快极了﹒﹒﹒﹒﹒﹒。不久，春娇的母亲死了，她的父亲娶了继母。当时国民党某部队第四团驻扎我们镇上，要开拔了，王团长太太要一个小丫头，由镇上谷显正介绍，春娇给王太太做了义女，离开了古镇，不知去向。
等到一九五二年，我在杭州师范学校读书，一天，我老家的邻居蒋德閒先生忽然带了春娇到学校来看我，这真是太意外了，算来应该有十年不见了。春娇仍然清秀，十七、八岁的大姑娘了，但显得很憔悴，没有一丝少女的天真活泼，很懂事，很老成。说是从上海来，回老家大荆去，路过杭州，听德閒说我在杭州，来见见面。她说她在外地一直非常想家，也非常想念我。
早年春娇离开老家后，先是随王太太在各驻地作短期居住，后来王太太一家定居上海。春娇在王家，名为义女，实为丫头，并没有上学机会，小小年纪承担所有家务，王有多子女，春娇每晚要为众多弟妹洗脚，稍不如意，就会当胸踹她一脚。王家喜欢看戏，春娇要在家中烧好宵夜点心，要等待看戏的人归来，然后拾缀乾净，方能安寝。日常非打即骂。
五十年代初王团长去世，王太太转嫁给一个车行老板，摇身一变为普通市民，在准备迁居杭州的过程中，因整理家财，一隻金戒指，用纸包著的，遗失在字纸篓裡，春娇在收拾字纸篓时，发现了这隻戒指，她不该不上交，随手藏在身上。一个小女孩子没有太多的衣物，不久就暴露了，这一次真打得死去活来，无处求救。就在这个时候，春娇遇到了同乡人蒋德閒先生。
德閒先生是我镇诗礼传家的蒋家望族第三子，父蒋叔南是我祖母的娘家亲戚，我们称之为叔公。他的第三子德閒，曾在我就读的雁山中学任教，虽未得其面授，但也算是我的初中老师。德头先生五十年代初即在杭州灵隐革命干校受培训，不久留校任教，他在上海偶遇小同乡春娇，他鼓励春娇脱离王家，春娇在德閒的启发、鼓励、支持下，还揭发了王家曾经私藏枪枝一事，致使王家抄家。这次春娇来杭州师范看望我，正是随德閒先生返里，路过杭州之时。
春娇此次回大荆老家，只呆了几个月，因为老父已去世，并无生计可觅，遂返回杭州，经人介绍嫁给了一个名叫阿毛的年轻人，家住吴山脚四条巷附近，离我的学校并不远。阿毛当时在浙江医学院手术房工作，双亲都已去世，他的父母是张姓名医世家的老僕人，所以阿毛因为张教授的关係得以在医院工作，仍住张家。春娇的新房也做在张家的厢房裡，当时张教授八十多岁了，春娇服侍他极为周到。阿毛后来在羊坝头开了洗衣店。一九五七年我的二姐素琛打成右派，处分极重，开除公职，下乡务农，亲戚朋友都疏远了，生计十分困难，二姐无法胜任农活，曾一度住在春娇家，帮洗衣店拆洗缝补度日。这段时间我在外地，只要到杭州，也常住春娇家。春娇不光接待二姐、接待我，还接待许许多多来自故乡的人。山乡人不到病重不上医院，到该上医院时必是重病，于是不远数百里来杭州城医病，一时住不上医院，都先住春娇家。春娇家只有一间卧室，四个孩子，两夫妇，但常常打满了地舖，无论来客是什麽病，春娇一律接待。我们浙东山乡人有一个习惯，就是早饭也是吃乾饭，只要山乡人来，春娇在上工前就是早早起床，生煤炉、炒菜、焖乾饭，她连细节也尽力而为，使客人宾至如归。六四年我的父亲去世，在那个岁月，也只有春娇一人来奔丧，送了一副香烛。
我常说思念老家，思念而已，而春娇对待故乡是在行动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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