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素子：亡母十年祭

   今年的九月十七日，是我母去世十周年纪念日。母亲生于一九零一年，是世纪同龄人，去世之时已是八十九岁的高龄了。
　　我母为浙江乐清芙蓉上圆村人，属雁荡山西谷范围。她生在一个十分贫困的农家，家中有三个女儿，母亲排行第三，小名唤三妹。在她虚岁六岁那年，家中大人贫病交加，就把三妹送给了芙蓉镇的另一个农户为女。母亲对上圆的亲生父母，几乎没有回忆，她只记得亲母终年害病，坐在户外墙角晒太阳。亲父身材高大。家中是住茅屋的，除此更无记忆。自她离开这个家庭后，也再无任何联系。她记忆中的养父母，从小对她非常严厉，就在六岁这一年在养母手中缠足，养母教她纺线织带，待人接物，管理家务。后来母亲之所以能够成为一个精明的当家人，与养母对她的训练有关。提起养母的严格教育，母亲在自己儿女成群后，还抱着感激之情。她每日必须纺完规定数量的棉、麻。若邻人送来食物，必须留着待养母过目后方能食用，坐有坐相，站有站相，不得伸懒腰打哈欠……这一些规矩，母亲在教育我们的童年时，与养母如出一辙，也毫不含糊。养母一家在母亲八岁时，离开芙蓉镇，到雁荡山西谷道松洞任管洞之人。道松洞有几亩山地供管洞人耕作收成，养母一家就为了这几亩地而去的。雁荡山西谷处于大龙湫一带，峰峦奇特，林木深幽。道松洞在龙湫背约海拔三百公尺处，只有在山脚三官堂一带才有几户邻居。山居是十分冷清的，母亲随养父母在洞中生活了五年，到十三岁时才离开，养成了一辈子不知道串门的习惯。道松洞是雁荡山三十六洞府中最具形胜的洞府，站在洞口远眺，能见通往芙蓉镇的四十九盘长岭，西看是大龙湫的瑞鹿峰，东看是双笋峰。大龙湫瀑布终年从一百卅公尺高处下落，半途幻化为云为雾为七彩虹霓，都在道松洞母亲的脚下。道松洞内一股清泉，即使三千僧众也喝不干。就在洞口还有左右两道瀑布，终年轰呜不绝。母亲就在这样的环境中与麋鹿同时长大。洞府高旷，内有三层木结构楼房，天井之外，尚有洞门。母亲随养父母远涉至洞府的那天，洞门是紧闭的。道松洞老和尚在圆寂之际，自己在天井中架柴自营火葬。养父是翻墙入内，收拾了老和尚的骨殖，与母亲一起动手为之营墓于洞外东丘的。母亲的养父我们长大后称他为雁山公，养母称为雁山婆。雁山公在道松洞生活时，除洞产山地的收成外，还以烧钢炭为生，那时满山的硬杂木可以随便取烧，没有人管，只要有力气就行。雁山公视察场地，打柴挖坑，将斫来的杂木架在坑内柴上，然后点火焚烧，待烧至七、八分透时，即掩土闷焚。若干天后，雁山公将烧成的钢炭装篓完毕，然后肩挑翻过四十九盘岭到芙蓉镇贩卖，所得之钱资，在镇上买回油盐酱酒，布头线脑。有时亦与雁山婆同往。去一趟芙蓉镇，必须在外过夜，不能当日赶回洞中，母亲时常一人留宿洞府。问她怕不怕，她说一点也不怕。她一人在家，仍然忙碌，如晒出的谷类遇雨，她一个孩子，要凭自己的力气收回。她是家中的好帮手。雁山公在山野烧炭，打柴，时时换地方，母亲要为养父送水送饭，水装在竹筒内，饭装在蒲草编的蒲包里，饭上放些黑色的蒸干菜。母亲一双小脚，十分灵便，所有的山路再崎岖，再曲折，母亲都能找到雁山公，这些路不是走的，母亲说，为了抄近路，必须附藤攀葛在峭壁峰岩间穿行，拨草钻树。母亲见雁山公吃饭，从来都是打开蒲包后，用竹筷夹出一点粮食，撒向太空，口中高喊“山神土地啊！”如此祭奠过山神土地后，雁山公方才埋头吃饭。雁山公勤劳所得买回的油酱，也是赖母亲保管的。地方穷，毛贼多，洞中不能存放任何食物，否则全被过路毛贼撸掠而去，都是由母亲攀藤附葛，将这些活命之物深藏于峭壁石缝中。母亲说，她能藏到连猴子也找不到。

母亲常说，她不到道松洞她就不认识周家是谁。她如果没有这一双小脚，她也进不了周家的门。周家是雁山东谷大荆镇的书香人家，绝不会娶大脚媳妇的。我的祖父周莲波先生，当时是大荆镇上的商会会长，就在我母亲一家进住道松洞的第二年，祖父在大龙湫旁建造观瀑亭，他亲自督工。大荆镇离大龙湫三十多里山路，还隔着谢公岭和马鞍岭，祖父必须居住在大龙湫三官堂一带方能督造观瀑亭。虽然山脚有瑞鹿寺、能仁寺，但都没有道松洞整洁、清幽，祖父于日暮时分上山，夜宿道松洞。当时母亲只有九岁，然烧茶煮饭，善解人意，待奉周全，乖巧听话，甚得祖父喜爱，祖父就认她做了干女儿，起名秀兰。母亲姓黄，我至今未查清楚，这“黄”是上圆亲父的姓，还是雁山公的姓。祖父的喜爱，不是短暂的，不是口头上说说的，他在观瀑亭完工后，居住大荆的时候，每逢过节，都派轿前去迎接母亲到大荆周府过节，俨然周府的娇女，这在大龙湫三官堂一带是从来没有的事。母亲回忆说，轿子翻岭上山时，她坐在轿中头向后仰，下山时，一路俯冲，她双手抓住轿杆，一双小脚踹在轿门踏板上，稳得很。问她怕不怕，她说一点也不怕。周家上下人等对她的聪慧乖巧都很赞美。后来在一个特殊的情况下，使她在十三岁时进入周家后，再也未回雁山长期居住。
　　雁荡山的贫脊与远隔人世，使它一直保留着原始的习俗。贫苦的山民娶不起媳妇，一直有抢亲风俗。一夜之间抢到了闺女或寡妇，只要进了洞房就算定案，不得有悔﹔然抢不到手，这一家则不得对同一对象作再次抢亲。母亲在山区长到十三岁了，已经有人看准她了。某天，雁山公进村办事，有善良的人向他透露消息，说道“今天晚上千万不要惊慌”。雁山公立即心领神会，他回洞后，带了干粮，让雁山婆独自留守洞府，自己即带母亲躲到了悬崖峭壁之上。这是一处岩缝，母亲与雁山公匍匐爬行而进，然后伏在岩皮上，洞口藤萝掩映，于空隙处能观察山下动静。深夜，母亲但见上山的岭间灯笼火把，人声嘈杂。抢亲者自然扑了一个空。于是次日一乘小轿，雁山公亲自送养女到了大荆周家，交托给了莲波先生。母亲此次来周家是长住。莲波先生送她上过私塾，可惜因为家务繁忙，母亲始终未能读到书，她只认得二、三百个字，不能看报看书，但这二、三百个字后来使她成为二幼等的识字启蒙师，那是后话。
　　周家那时有个八十岁的太婆，瞎眼，就让十三岁的母亲照料她的生活，与太婆时刻相伴。问母亲天天与一个瞎眼婆在一起，厌气吗？母亲说，并没觉得讨厌。母亲非常尽心尽意，顺从听话。在母亲十六岁那年，祖父命令他的幼子从杭州洋学堂里回家与母亲完婚，这就是我的父亲周光裕、云平先生，当时十八岁。据说我的母亲是吉祥的化身。在她进门后，周家的长子周六介先生，原先参加辛亥革命，因光复南京有功，此时授杭州知事，又赠予在大荆镇的一座都司老衙门，并数百亩教场之地，说这是我母亲的福气带来的。又说她那天进门路经水海村时适逢涨潮。又说她来了后，一块红薯无端长出四支茁壮的芽，象征着祖父四个儿子将兴旺发达。这块红薯还放在厅堂茶几上照了相。我的父亲身为幼子又体弱多病，但他性格温厚，秉承艺术天赋；会各种乐器，平剧唱马连良派，能绘兰竹，格调不俗，尤善书法，在遍师百家后，终以魏碑《马鸣寺》为终生所锺。书法成就颇高，在浙江一带亦曾负盛名。父亲无书不读，又爱读经谈禅，中年时曾出家做和尚，终因意志薄弱，身体孱弱，生不逢时而坎坷一生！
　　祖父去世时，父亲的四房兄弟分家自立门户。我母生三女二子，并担当起全家的生活重担，我等兄妹五人凡衣着、鞋袜，都是母亲亲制，真是“从种棉花到拆破烂”，均是我母一手所为。母亲自种棉花、搓麻、纺线、打线、槌线、织机上线，凡是做此类大事，孩子们都非常高兴，相帮牵线，搬运。母亲还亲自灌园，养猪，养蚕，抽丝。母亲来周家，直到五十年代中共执政前的数十年间，一直备受周氏亲属的称赞，但有两件事她遭到周氏家族的反对，她都是以她无畏的个性与胆识，仍然不受外力影响而我行我素。其一，我父因迫于生计，离家赴安徽国民党部任职，接着抗日战争爆发，关山间阻，消息不通，后来对家庭经济全无接济。母亲深感识字的重要，她连给丈夫写信也要托人代书，于是立志培养子女上学，当她送两个姐姐远赴外县深造时，我的二伯父与三伯父竟大兴问罪之师，说是让女儿去外地上学，今后云平回家，如何交待？母亲说：“我家的事，我家自主，伯父不必费心！”我的两个姐姐得到了母亲终生的益处，她俩后来在教育界服务终生。我的俩个哥哥自然受到良好的高等教育。父亲离家达十一年之久，我家不但五个子女均入学深造，母亲还买进两亩水田。山区水田需要兜水进田，母亲一双零丁小脚，她于半夜起床，趁无人看见的时刻，亲自去田间沤水，这是男子的重劳力，母亲的辛苦可以想见。凡稻谷收获，舂米、磨麦，我母亦亲自操劳。我在襁褓之时，我母则背负我而劳作。父亲离家时，我正孕育母腹两个多月，等到父亲归家时，我已长到十岁了。我伴随母亲的时间最长，我最理解她的苦辛。其二，母亲为了供给兄妹五人上学，几亩薄田不敷支出，在缺少经济来源的情况下，她决意开设酒坊。俗话说“若要富，做酒卖豆腐”，母亲开设酒坊的想法，真是大胆之极，因此遭到周氏家族的一致反对。再说，母亲深居大宅，她如何对外交通？我家的老宅是清初的都司老衙门，前边大门五重，围墙高耸，固若金汤。我家所居为三伯父后院，出外必经过三伯父大厅、穿堂，后院为七音轩书院，还隔一个宁麻园并公用井台。我家西墙外为毛氏旧宅，已败落，我母向毛氏购得他家菜园，然后破西墙自小天井筑甬道通其菜园，菜园之外就是大荆城皇庙及柴行所在地。母亲于小天井甬道口设一门，又于菜园外设一木栅门，然后于自家大厨房外筑煮酒大灶，改造上房储藏室为榨酒房，酿酒处。又至白溪镇聘任酿酒师傅。母亲此举，石破天惊，周氏亲族视为大逆不道，然母亲主意已定，一任非议，勇往直前。母亲一介女流，又无知识，全靠她的宏量与胆识。她能轻财仗义，每逢新酒开市，煮酒之日，大开木栅门，凡过往行人等，都请进随意取喝，即使喝得酩酊大醉，也任其所为，毫不吝啬。新酒入坛往往数百坛之多，于是打泥头，写罗马字号码，相帮之人都很踊跃。母亲后来还于署前街义屋辟出两间店面，开设酒店及山货行，酒店即由我二哥后来成为名画家的周昌谷掌柜，名为“昌谷酒店”，此时二哥只有十三岁。山货行还聘任掌秤老爷主持。母亲终于改变了家庭的贫困，在山村中过起了较为富裕的生活。

抗战八年，我的老家雁荡山，山高林密，未遭受日寇蹂躏，因此我的童年生活也极为安全，全家兄姐均能安心向学。抗战胜利后不久，一天一位过路人带来一个消息，谓吾父将于次日抵家，预先让他带个口讯。一个离家十一年的游子即将返家，消息传遍了朴实的山镇。这一天镇中父老数十人连同我家族在人都到东门外八角亭迎候，我母则在家中督办酒席，大张旗鼓。我在八角亭第一次见到了父亲，父亲不认得我，他也没有注意到我，但我私心对他很失望。以前我见过他两张照片，一是穿西装照，旁边有两句题辞：“白发一茎额上显，虚度光阴三十载。”另一张是戎装照。都年轻、潇洒。可是眼前的父亲，光头，近视眼镜架到鼻尖上，一件黑色中装，领口往后，不整齐，一双布鞋，耷拉着，十分疲惫的样子。他被乡邻簇拥着回家，母亲擀鸡蛋面给他吃，这是父亲最爱吃的食物，是以鸡蛋当水和面切成的。那天家里吃酒的人很多，父亲举杯向乡邻说，多年来他没有接济家庭，以为家里都成讨饭的了，没有想到还有面酒吃。夜幕降临，父亲在我们的卧室里，我傍着门框不敢入内。以前我淘气时，母亲常常吓我说，父亲不认得我，将来回家，她只能把我藏在枯井里，饭菜是用竹篮吊下来给我吃……父亲回家一天了，这才注意到我，他问母亲：“这是谁？”母亲说：“这是素子。”父亲叹气说：“想不到她还在做人。”我的名字是母亲降生我前夕让他起的。他在安徽来信说：“若是生男，起名昌安，求个战事平安，若是生女，起名素子。”后来大约是世事若转轮吧，他忘记我了。父亲回家时，大姐已经出嫁，其它子女也均已成人，只有我尚在孩提，他在我身上尚能施展为父的责职及塑造的可能，所以他在后来对我有特别的钟爱，在我求学的时候，未受到古文教育，父亲于是教我读《楚辞》、《诗经》、《国语国策》、《春秋左传》，他非常惊叹我过目不忘的记忆力，而引以为傲。
　　父亲在安徽十一年，固然因为战争的峰火所阻，但他竟另成了家室，另娶了一个识字的安庆美女为妻室。这个美女我且称庶母吧！父亲一直带她在任所住，感情很好。可是十年以来，庶母竟不生育，期间我母由大姐执笔写信，却频频寄去两个哥哥的照片，父亲回信总赞美两个儿子“均可造就”。在战事渐趋平稳的时刻，父亲思念家乡，思念妻儿，油然而发返家的念头。但父亲很矛盾，他丢不下庶母，他又抛别不下家乡的妻儿，真不知他是如何下了决心而返回家乡的。他在安庆横渡长江，南北来往，两面兼顾，左右为难，往返江上竟达十多次之多。归家之后，当夜阑时，他在母亲面前叙述这些伤心事时，母亲总是又宽厚又惋惜地说：“你应该带她回家，我不会亏待她的。”父亲叹气说：“她是城市人，如何过得惯山村生活，再说她年轻漂亮，她应该另成家庭。”父亲将他宦途所得的十年积蓄全部留给了她。父亲除了随身衣裤外，还带回一对庶母所绣的兰花枕套，兰花是用绿色十字线所绣。这对枕头一直由我母使用，直到她八十多岁时，枕套已经缝补多次，她还一直留着，还时不时指着兰花对我们说：“这是安徽人所绣。”父亲早于六十年代去世，“安徽人”一词仍然常在我们家庭中传诵，大家仍然对她深切怀念，为父亲心存歉意。八十年代中我曾任职《风景名胜》杂志社，数次出差安徽，因奉母命我多方打听庶母的下落，准备迎养。偶然地相识在绩溪中学教书的徐子超先生，在他的帮助下，终于在档案馆数据中找到她的下落。不幸她于早几年去世，终年七十多岁，可叹的是她未再婚，她并无子女，她是一个人度完这凄苦岁月的。我无法设想她的艰难困苦，一个国民党旧官僚的未亡人，在历次的政治运动中定然有受不尽的折磨，除了物质的艰辛，更有精神的磨难。屯溪老街醉墨斋的老板王行之先生是我父亲在屯溪任职时的同事，他见了我，惊叹我“极像母亲”，他是错把他见到的庶母当成我的生母了，想不到我竟像她？今后，我定然再创造机会，寻访她的墓地，了解她的生活，我能弥补父亲欠她的情债，赏还母亲对她的历久不衰的想念于万一否？

建国后，父亲被划为地主，打成历史反革命，家庭遭受到“扫地出门”的惩罚，母亲在“倾巢之下，安有完卵”的生活中度过。先是大哥因为是国民党的警校学生而遭劳动改造，在安徽铜仁山区劳改先后达十三年之久。二哥成为名画家后，文革中被打成反动学术权威，关押三年之久，落下终生病患，以五十七岁的英年逝世。大姐早年出嫁生有七个子女，而大姐夫因三青团骨干被关押劳改。二姐和我在五七年均被划为右派，二姐夫则因曾任蒋介石杭州中正中学校长而被关劳改。凡为亲属均无一幸免。从未离开过大荆老家的母亲于五一年因二姐分娩来杭服侍，逃过了土改被斗一关，父亲亦于五一年相继来杭团聚，土改时，家中大宅充公作为酒厂，几十箱书籍被焚。在杭的母亲也被先后下放农村劳动两次，先是一九五八年父母双双带同大哥之女及二姐之子下放杭郊钱江之滨新沙村务农，江边土地均为钱江积沙成地，凡遇江风大雨，土地常被淹没，我家以极廉的价格购得当地农夫羊栅一间，全家在此苟活，时遭水淹。我和二姐曾在此与父母共度岁月。六十年代初，我还带来大幼，腹中正怀着二幼，这是全国饥荒之时，何况是待罪之身正处饥荒的农村，艰难可以想见。母亲本来广识百草，此时带领全家采摘野菜，野草充饥。狂风来时，母亲则又带领全家力撑茅屋勿使狂风吹去。根据经验，米糊比稀饭耐饥，母亲又将所得谷物连皮磨粉以作糊糊充饥。茅屋之前有一方小天井，亦种菜种玉米以期收成。我的二幼即诞生在这杭郊滨江的茅屋中，五月十八日，狂风暴雨之夜。二姐又外出谋生，家中剩下父母一对老人，及三个孩子，一个行将临盆的产妇。我家的茅屋在全村的最前沿，首当其冲，竹篱茅舍，处处漏风，时时有被江风摧毁的危险，江村的泥路一经风雨即滑不成行。时在子夜，既无医生，竟连收生婆也没有一个。母亲即指挥父亲烧水，火柴潮湿，父亲迟迟点燃不起。又让被吵醒的孩子们安宁勿躁。母亲亲自为我接生，镇定自若，在这狂风暴雨中的钱江之畔，飘摇的茅屋之中，我产生二幼。凌晨，母亲将孩子的衣胞埋在茅屋外池塘边桃树下。几天之后，父亲过江到萧山闻家堰买了一只小鸡，为我进补，这只我月子中唯一的小鸡，竟被邻家的饿猫扑食了，极少流泪的母亲，此时不禁大哭了一场。我没有奶水，是母亲以米糊喂养二幼的。我们不但遭受物质的匮乏，还受到政治的歧视。但母亲仍然坚强，节衣缩食到最低限度，以极少的粮食养活几个孩子，而自己几乎只有野菜与野草充饥了。父亲亦终于于一九六三年困死于乡间，他并未等到返城的日子。母亲返城不到数载，又遭文化革命的灾难，二姐到了龙坞乡，此时老母亦来相伴。我原随陈朗贬谪西北，此时他又被罚往红古农场。于是我间关跋涉，亦带了三个孩子来与老母、疯姐为伴。文革中的遭遇全家人所受的磨难又岂是本文所能概括！
　　老母于乡间仍然养猪、种菜、拾柴，从不气馁，还要安慰患病的二姐。自七十年代后期，我自西北回杭后，老母一直跟我同住，直到她去世为止，这十几年来也没有过过一天好日子，无论我在杭郊留下代销店劳作，或居住在杭城武林村阁楼，虽然贫苦，却始终与老母同住，直到为老母送终正寝，这也是我一生中最值得安慰之处。在留下，我们居住在豆腐店木楼上，环境非常肮脏，恶臭无比，每日清晨都被臭气熏醒。武林村阁楼低矮，夏日闷热难挡，楼梯漆黑难走，竟一住达十五年之久。文革期间，我的二哥当时为浙江美院教授，他所受惊吓最多，他是在八六年因肝疾而死的。我母先因丧子之痛，健康情况迅速下降，又于八八年因跌跤骨折卧床，至八九年又误传大哥患胰腺癌讯，遂夺去吾母之命。
　　我母亡故，我以二哥书画五帧赠雁荡山风景管理局，这批书画，当时价值约在数十万，请求将我父母归葬于雁山之麓，得到应允。雁荡山为国家级风景区，父母骸骨得以安葬，大慰我心。我于杭城雁山间奔波多次，终得营墓于雁荡游丝峰下。墓乃凿壁岩间，为风景绝佳处。父母墓碑是由当代学者杭大图书馆周采泉先生撰墓表，敦请杭城书法家王京甫书写碑额，杭州图书馆古籍部徐济谦老先生撰墓志，并请上虞金尚武镌刻。碑石取江西之黑色砚石，墓碑石之后即藏父母骨灰于壁间与云山共存。我曾以诗记归葬之举，现录于此，与此文同作为母亲去世十周年之纪念。
　　为双亲归骨雁荡
　　梦里家山百二峰。别来也识旧行踪。
　　壁间题刻寻应在（注一），襟上啼痕积几重。
　　
　　曾昔谁欣为雁主（注二），于今自喜得云从。
　　吟魂若问归何着，不是灵岩即道松（注三）。
　　
　　注一：东石梁洞有先父题刻。
　　注二：四十年代先父曾任雁山管理处主任。
　　注三：先母出阁前住道松洞。

（完）

这么多的字

网上只找到这篇和户口的故事。
亡母十年祭打印了两张纸计四页，户口的故事五张纸计十页。

每次看到文革，我就想把某人拉出来鞭尸

马老辈子
不管怎样，俺爱你

飞过

好多，没看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