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蒋叔南生平的几个问题 卢礼阳 （温州市图书馆 325009）
摘 要 蒋叔南作为近代知名旅行家，于家乡雁荡山的经营开发，廿余年如一日，不遗余力，因而被誉为“雁荡山主人”（《申报》）“雁荡山中兴主”（黄炎培）“灵岩寺的护法者”（郁达夫），广受社会各界赞赏。本文讨论他生平的几个关键问题，包括隘门岭事件的遇难人数，他的死因，离京解甲的年份等。
关键词 蒋叔南 隘门岭事件 死因 离京解甲年份
蒋叔南（一八八五年—一九三四年）名希召，别号雁荡山人、雁荡亦澹荡人、仰天窝人，浙江省乐清县（今乐清市）大荆镇东里人。以字行。早年从父读书，光绪廿七年补县学生员。先后就学于浙江武备学堂、保定陆军速成学堂，归里应聘为温州师范学堂教习。辛亥投笔从戎，参与上海光复之役，任第八十九团团附。嗣后担任浙江第五区禁烟监督（驻绍兴）、北京大总统府军事处谘议官（陆军骑兵上校）等职；袁世凯帝制自为，他毅然离京南下，投身护国运动。任上海时事新报馆经理、温州旅沪同乡会名誉董事；民国十三年当选浙江省自治法会议代表。十九年，制造了骇人听闻的隘门岭惨案。蒋叔南酷嗜旅行，著有《蒋叔南游记第一集》，而于家乡雁荡山的经营、开发、宣传，廿余年如一日，不遗余力，可谓敬其乡而乐其山者。因而被誉为“徐霞客第二”（梁启超）“中国近代第一旅行家”“元老旅行家”（《旅行杂志》）“雁荡山主人”（《申报》）“雁荡山中兴主”（黄炎培）“灵岩寺的护法者”（郁达夫），广受社会各界赞赏。蒋叔南所著另有《雁荡新便览》《雁荡山一览》《雁荡亦澹荡人诗稿》等，各有刊本行世，修纂《雁荡山志》五十五卷，未刊。
蒋叔南的家世、事迹与著述，近年有数篇文章述评①，本文主要讨论蒋叔南生平的几个问题。
其一是一九三○年隘门岭惨案中遇难人数。由于档案文献缺乏，确切数字难以查证。目前有四种说法。其一是蒋叔南侄子的口头说法，其二是蒋叔南本人的口述，其三是多家部门联合调查得出的结论，还有就是《浙东军事芜史》的记叙。
先看最后一种提法：蒋叔南“制造乐清隘门岭事件，指挥民团杀欲攻海门中途返回的红十三军第一团徐定奎中队和黄岩农民武装夏云虎部数百人，埋尸千人坑。” [2]言“数百人”，比较模糊，不妨搁置一边。
而据一九八四年以来永嘉县党史部门、新四军研究会、县志办、军志办等长达“十四个年头”的五次调查，“仅鹤盛、西源、岭头、东皋、鲤溪、张溪等六个乡三十六个行政村不完全统计，已证实遇难者，就有253人。 [3] 另外一份调查材料“附记”说明，据以上六乡四十个行政村，反复核对，“最后核实”的死难者共计290名。 [4]
而蒋叔南民国二十三年初夏于上海梁园酒家接受前国会众议员平阳殷汝骊宴请，席间自述残杀柟溪“匪众”的人数：“二百八十余人”。出席作陪者谢侠逊（号南雁山人，曾与蒋共事于时事新报馆）记其谈话：“上年永属柟溪匪众二百八十余人，攻劫大荆，悉被擒获，无一生还，北雁迄无匪患，此二快也。匪首徐定奎，临死不惧，具见别有肺肝，剖以示众，果见其硬如铁，远异羣匪，切取其半，煮以佐酒，香气袭人，味最适口。刻下家中尚悬有匪肝一半，留作纪念，此又一快事。” [5]
主要当事者在小范围谈话中，作为“快事”向同乡友好吹嘘，不必隐瞒实情，何况相隔不过四个年头，记忆不至于失真，因而这一数字无疑比较可靠。
至于蒋叔南侄子事后的说法，难免注入水份。蒋鹏霄是蒋叔南弟季哲之子，主动向前来雁荡山游历的黄炎培介绍隘门岭事件。黄炎培记载：“闲话少说，闲事少管，快快上雁荡去。就为是鹏霄沿途说到民国十九年大荆剿匪的经过。那时候，雁荡一带地方，早给乐清来的匪认作征服地，一步一步进攻到大荆来，料不到大荆地方暗地里早有充分的准备。大荆全镇最高所在，叫培风阁，商会设在中间，有一警钟，失火时，怎样敲法，匪来时，怎样敲法，都有规定的。布防完了，匪毫不知道，还是大模大样的前进，警钟一敲，伏兵齐发，来一个，捉一个，杀一个，共杀了四百七十一个。从此全山安靖到现在。这是谁定的计划呢？就是鹏霄的伯父叔南。” [6]
蒋鹏霄作为下一辈，向游客介绍伯父的“功劳”，此处给出的“四百七十一个”，数字远远大于当事人自身的说法，不足为怪。后人提及上辈的履历、业绩，往往带夸张色彩。这或许是人之常情。
由此看来，永嘉县党史研究、县地方志等权威部门多年反复调查得出的结论与当事人自身的说法相当吻合，不是偶然的。在历史档案中相关记载发现以前，事件的策划者蒋叔南既然不存在隐瞒的动机，其本人的证言理应优先采信。
二是蒋叔南的死因。目前不外乎四种说法，一是自沉，二是他杀，三是意外失足落水，四是病故。本文倾向于第一种观点。
蒋叔南一九三四年七月廿六日落水而殁，年五十有二。七月二十九日，《申报》十三版刊登消息，题为《蒋叔南逝世》，“兹悉蒋氏于前日（二十七日）因病逝世，此后游山者将少一导引矣。” [7] 九月一日，《旅行杂志》第八卷第九号“东南西北”专栏发表《蒋叔南逝世》消息，标题内容与《申报》稿相同，未注明出处。显然是转载。这是一种说法。报导未具名，未交代消息来源，难以采信。
第三种说法来自家属。五子蒋德闲在一篇文章内称父亲“因天苦旱，酷热异常，独游石门潭，失足落水而去世”。[8] 此属忌讳之词，当不得真。事实上他们内心另有看法。与蒋德闲交谈过的温州师范学院副教授沈洪保回忆：二十多年前《汉语大词典》五省一市编写组在雁荡山开会，我听蒋德闲谈其父之死，说是给人打死或打伤，在夜里被扔入石门潭。 [9] 即认可一度流行的第二种说法：他杀。
“他杀”说流传于民间，几名目击者的晚年回忆表示认同。有老人在接受调查时说，捞上的尸体缺一只耳朵，一条毯挂在崖壁的树枝上，路上捡到他穿的一双咸草拖鞋，显见其死因“突兀”。当地一直流传，蒋叔南是被永嘉的“割稻客”（也有说侠客）干掉的。还有当地人介绍：“蒋是被黄岩、永嘉来的两个拳师抓出去，从山崖上推下，跌入石门潭丧生的。” [10] 当然，这种说法不是空穴来风，折射出遇难者家属强烈的复仇心理。
而与蒋叔南同时的友好、知情人，除谢侠逊存疑：“其死状是否被人谋害，或失足遇难，仍属疑云疑雾，真相莫明” [11] 以外，普遍赞同“自沉”，与其它说法形成鲜明的对照。
这方面的人证不胜枚举。为蒋叔南调解过纠纷的律师范任当年秋指出：“蒋近为家事自沉于石门河（即石门潭——引者按）多鱼处。消极不知自拔，即非中庸之道。” [12]予以谴责。老同事刘赞文确认为“自杀”，并且系受其子行为刺激所致。他与刘绍宽交谈时推断：“谓蒋叔南之死，谓为自杀者近是，以其子无所不为，激而为此也。” [13]
“其子”指蒋天骏，聪颖，善吟咏，乐清师范首届师训班中文教员。奈吞云吐雾，烟瘾极重，而祖母宠爱殊甚，蒋叔南难以管束。[14]蒋天骏早年就读于艺文中学，与考古学家夏鼐同班。在温州景贤中学教书期间，与谢印心合作《浙江潮》歌曲。他还编有《佟家山》《两兄弟》等剧本。擅长书画，的确“很有才气”。终因吸食鸦片而生活潦倒。 [15]
老同事刘景晨挽诗《叔南我兄千古》称“子今洁身去，万事付波浪。” [16] 既然认为“洁身”，当然不属于他杀。
雁荡山名胜建设委员会成员蔡旅平，也倾向于自沉说。次年五月二十五日，他答复前来游山的傅增湘：“疑为中情愤郁，神志失常，激而从屈子游耳。”[17]傅增湘进而表示：“余顷观仰天窝自撰楹帖，伤时愤俗之情固已显揭，其离尘长往也宜哉。”
梁鸿志一九三六年重游雁荡山，作诗《石门潭》，赞同自杀说：“蒋侯泉下人，平日酒为命。自沉真独醒，灵均吾所敬。”题下小注：“蒋叔南自沉处” [18]，直截了当地亮出自己的看法。
萧乾一九三七年五月在香港《大公报》发表的《雁荡天台探胜记》，甚至以抒情的笔触力图还原其临终前的情状：“方才那道溪水绕过石滩，终于为两座壁立的岩崖夹起来了，狭窄、坚牢，果然是座石门。我们爬到左边那面崖角，下望石门潭，澄爽碧蓝如晴空，只有梦里才会有的颜色呀！摹想在满天星斗的夜间，由崖角跃下，骤然一声，坠入这青潭，冒了一个蓝色水泡，即刻为疾流卷去——雁荡山人蒋叔南正是这么死的。听本地人说，是因为他修桥补路，管教了山川，却没管教好膝下的儿子。” [19] “听本地人说”，反映出家乡对其死因的认识，流露了惋惜之情。
乐清作家陈适一九四七年四月在《旅行杂志》第二十一卷第四期发表文章，分析其死因，也认为是自沉：“蒋氏是大荆人，生平以雁荡山人自称，但他自己终觉不遇于时，且因环境困郁，晚年竟投身于大荆附近的东外谷的石门潭中，而留下一个坟墓在灵岩道畔。这可见一个人虽游心山水，但还是不能逃避现实的。” [20]
既然是“家事”，上一年三弟季哲身故对其打击也不可忽视：“晚年介弟之丧，悲不自胜，以致终陨其身，雁行之爱，岂文字所可传述？”[21]还有更深一层原因，据温岭药店掌柜的后人介绍：“终因如夫人红杏出墙自觉无颜而自戕。”[22]
联系蒋叔南本人十五年前在《时事新报》发表的文章，他公开否认爱身之说；泰山“舍身崖，明巡抚何起鸣以红墙缭之，上刊‘禁止舍身’四大字，而易其名曰‘爱身崖’。夫臭皮囊累人甚矣，舍之诚是也，然必碎骨溅血于名山之顶，独不虑山灵谴责耶？爱身之说为私利之根，余所不敢赞同焉。”[23]
可见其不反对自尽。随着内心矛盾的加剧特别是不肖子的过度刺激，蒋叔南不“碎骨溅血”于名山之顶，转而投身于石门潭，正如傅增湘感慨“其离尘长往也宜哉”，“自沉”弃世就显得顺理成章。
三是在民国初年任大总统府军事处咨议官期间的作为与解甲离京的时间。
民国二年（一九一三年）下半年，蒋叔南离开绍兴，赴北京任总统府军事处咨议官。而辞职离京的年份，他本人有两种说法，一为民国四年，一为民国五年，相差一年。究竟是哪一年呢？
民国乙卯七月十三日，蒋叔南有诗《乙卯七月十三日游石门潭》纪事。[24]“乙卯七月十三日”即民国四年八月二十三日，石门潭位于乐清大荆，则此时业已返回家乡。同年九月二十三日，他于石门潭度中秋节。《普陀山游记》回忆可证：“余记此数年之中秋佳节，乙卯在雁荡之石门潭，丙辰在西湖水竹居，丁巳在雁荡之灵峰”。[25]
自述解甲年份，有数条十分明确：
“辛亥以后，供职上京，至乙卯解甲，浪游山水，南北奔驰，乡居甚稀。”[26]
“民国三年，（中略）其明年，余自大总统府军事处解甲归来，慨然有蹈隐之思”。 [27]
丙辰夏至前三日，作《雁荡名胜》弁言称：“长夏无事，携写真器摄得山景多种。胞弟季哲时在椒江闻之，耸余付印，以公诸世。” [28]“丙辰夏至前三日”即民国五年六月十九日，弁言表明，六月十日继任大总统黎元洪下令裁撤陆海军大元帅统率办事处之前，蒋已离职出走。
丁巳暮春蒋叔南有诗：“又是灵嵒三月时，闲居忽忽一年期。”[29]则归里闲居分明已一个年头。
以上是持前说的六条自述。蒋叔南系于下一年的说法：“余自丙辰之秋，解甲归雁荡。” [30] “丙辰”为民国五年，与上引抵牾，应属误笔。
平阳范任称“蒋曾为袁慰亭所驱策” [31]。袁世凯指使蒋叔南做过什么呢？原来是谋刺孙中山。民国十七年八月中国国民党浙江省党务指导委员会一份档透露，“承（省政府）双秘书长录案示知，共计十人，而此十人，亦不过省政府曾收有呈控档，并未证明事实，与共党及通缉更不相干。且本会所发表之各县指委一九三人中，此十人不仅录取一人，控告者为曾受袁世凯之嗾使，谋杀总理未遂，清党后曾加逮捕之浙东大土豪蒋叔南先生”。 [32]这表明蒋一度听命于袁世凯。时事新报馆同事谢侠逊回忆称：“当袁世凯氏秉政，于总统府内设一海陆军统率办事处，罗致山人参预军机。其时总统府秘书长为陈汉第，袁氏倚之如左右手，一时有内事不决问仲恕，外事不决问叔南云云。” [33] 按：此说与事实有出入，不无夸张成分。查陈汉第未担任总统府秘书长，一九一三年十月十七日接替张国淦为国务院秘书长，此前任总统府秘书。谋刺未遂，其经过待考。
谢侠逊的这篇回忆还说：“民国十六年间，国民革命军收复大江南北、两河西东，屡次电促来京，山人接电赴杭，被某某等呈控山人任袁氏军法处长时，曾捕杀孟某等革命青年，被系杭垣。” [34]
按：疑此处职务有误。京畿军政执法处，一九一二年五月由清末北洋驻京营务处改组成立，首任总办（后称处长）陆建章。陆建章字朗斋，安徽蒙城人，北洋武备学堂出身。清末入袁世凯新建陆军，先后任北洋第四镇第七协统领、山东曹州总兵、广东高州总兵、京卫军统领。一九一四年四月率北洋军入陕围剿白朗起义军，改任第七师师长，同月十六日执法处长由雷震春接任。以蒋叔南之资历及与北洋系的渊源，尚不够格。
好在蒋叔南并没有死心塌地为袁世凯效命，而是幡然悔悟，与“自己人”黄群 [35] 一道追随梁启超反袁，捍卫共和局面。当袁世凯逆历史潮流而动：一九一五年八月十日，其宪法顾问古德诺发表《共和与君主论》，鼓吹帝制，蒋叔南至迟在本月即悄然出京。“迨至帝制发生，山人与梁任公、蔡松坡、黄溯初等，襥被南下，参预护国战役。” [36] 如果说此前接受袁世凯的派遣谋刺孙中山，其行为理应予以谴责，那么，如此有利于国家民族的转变，则应予充分肯定。因而这一年的八月二十三日，尽管是偶然的巧合：与筹安会成立公开鼓吹帝制之日同一天，他远离都门，而游石门潭（直至九月二十三日，于石门潭度中秋节），清楚显示其政治取向。
至于 “参预护国战役”一节，蒋叔南诗文中目前仅《云南李君芷谷久任第三军总参议挈伴来游以诗见贻依韵和之》其三“万里昆明有远思，一堂风雨忆当时。头颅报国寻常事，身后茫茫天未知。”[37] 涉及，其具体经过阙如。正因为有如此一段难忘的奋斗历程，息息相通的思想基础，稍后他才有机缘参与护国元勋蔡锷（松坡）将军的治丧活动乃至宣读长篇祭文，并被梁启超提名为蔡松坡图书馆创办人。否则，出任研究系机关报时事新报馆的经理，更无从谈起。
2008年3月23日
[注]
① 关于蒋叔南生平与著述的述评文章，除了家属一九八五年作的《蒋叔南与雁荡山》以外，近年主要有顾志兴《蒋叔南及其雁荡山志稿略识》（《浙江方志》一九八八年第六期，40至43页），柳和城《蒋希召开发雁荡山》（《情系中华》二〇〇二年十一期，41至42页），日本西上实《从“仰天窝集锦卷”看黄宾虹和蒋叔南》（黄宾虹国际学术研讨会，二〇〇四年），薛冰《雁荡山一览》（《纸上的行旅》，山东画报出版社二〇〇六年二月版）以及拙稿《蒋叔南与雁荡山观光业》（地方文献国际学术研讨会，二〇〇八年三月浙江萧山）等。
[2] 朱汝略奚永宽编着《浙东军事芜史》，吉林文史出版社二○○五年九月版，下卷第七章，531页。
[3] 中共温州市委关于隘门岭历史事件有关情况的报告，一九九七年八月十三日致浙江省委，见《《浙南历史公案——隘门岭事件》，32至33页。
[4] 蒋达生、刘衍志整理《隘门岭事件死难者英名录》，见《浙南历史公案——隘门岭事件》，106至110页。
[5]《北雁山人蒋叔南轶事》，《旅行杂志》第八卷第十号，二二页。
[6]《雁荡第一天》，见《之东》，上海生活书店民国二十三年版，109至110页。收入本书附录一。
[7]《蒋叔南逝世》，《申报》民国二十三年七月二十九日，第四张第十三版，据上海书店一九八五年一月影印本，第318册，833页。温州市图书馆、档案馆存留民国报刊缺民国二十三年七月前后的地方报章，本埠媒体关于蒋叔南逝世的报导无从考索。
[8]《蒋叔南与雁荡山》，见乐清县政协文史资料工作组编《雁荡山特辑》，一九八六年六月铅印本，461页。
[9] 二〇〇七年九月五日上午，沈洪保先生在《温州文献丛书》编辑部的谈话。
[10]《浙南历史公案——隘门岭事件》，11页、18页。
[11]《旅行杂志》，第八卷第十号，二二页。
[12]《小龙吟》组诗其十七夹注，见《草草集》稿本，温州市图书馆藏，71叶。
[13]《厚庄日记》，第二十六册，民国二十三年九月十六日。关于“无所不为”，二〇〇八年一月十八日中午，许宗斌先生在乐清市谈乐清民间的一则传说可参证。“蒋氏陪客人出去，回来后客人发现放在大衣口袋里的钱失窃（出去时大衣挂在大厅里），脸色大变，而未明言，为蒋氏察觉，因加追问而知。蒋氏怀疑是其子所为。”
[14] 张炳勋致卢礼阳函，二〇〇七年八月二十二日。
[15] 蒋德闲复卢礼阳函，一九九二年五月十三日。
[16] 《叔南我兄千古》，原载《蒋希召先生讣告》，收入本书附录四。
[17] 傅增湘《雁荡后游记》乙亥四月二十三日，傅熹年编《藏园游记》，印刷工业出版社一九九五年八月版，卷十，二六五页。
[18]《爰居阁诗》，民国二十七年秋序刻本，卷九，五叶。
[19]《萧乾全集》，湖北人民出版社二〇〇五年十月版，第四卷，62页。
[20]《灵岩山水情》，王志成编《陈适文存》，中国民族摄影艺术出版社二〇〇六年三月版，104页。
[21] 赵叔雍《追悼蒋叔南先生》，《旅行杂志》第八卷第十号，二一页。
[22] 朱汝略 奚永宽编着《浙东军事芜史》，下卷，531页。
礼阳谨按：此说很可能张冠李戴。夏间，蒋季哲公子自澳大利亚来越洋电话，言此事发生在伯父蒋仲冕身上。——二〇〇九年十二月十九日。
[23]《泰山游记》四叶，《蒋叔南游记第一集》，上海福兴印书局民国十年排印本，下册。
[24]《雁荡亦澹荡人诗稿》。
[25]《蒋叔南游记第一集》，上册，《普陀山游记》，三叶。
[26]《李漱芳先生暨德配吴夫人六秩双庆序》，收入拙编《蒋叔南集》卷五，记叙。
[27]《重修灵岩寺募捐序》，收入《蒋叔南集》卷五，记叙。
[28]《雁荡名胜》弁言，收入《蒋叔南集》卷五，序跋。
[29]《丁巳春暮灵岩即事》，见《雁荡亦澹荡人诗稿》。
[30]《蒋叔南游记第一集》，自序。
[31] 组诗《小龙吟》其十七，见《草草集》，稿本，温州市图书馆藏，71叶。
[32]《浙江省政府秘书处宣传室新闻稿及戊辰社专电驳正》（二），《浙江党务》周刊第十二期，中国国民党浙江省党务指导委员会印，民国十七年八月十八日，18页。
[33] 南雁山人《北雁山人蒋叔南帙事》，《旅行杂志》，第八卷第十号，民国廿三年十月一日，二一页。
[34] “孟某”疑为孟藩侯。有资料将其遇害时间记作一九一六年五月，称：蒋叔南在沪期间，获悉大荆孟藩侯、叶伯祥等在浙南组织讨袁力量，发展公道会会员，即赶回大荆。“诱骗”孟、叶至大荆培风阁，予以关押。叶因北合表兄弟李国勤等营救，并卖掉三亩田，“贿送蒋叔南很多银元后才被放归”。蒋连夜秘密将孟押往温州。二十一日，孟藩侯“在温州壮烈殉难”，时年三十四岁。（《浙南历史公案——隘门岭事件》，中共永嘉县委党史研究室、永嘉县新四军研究会编，二〇〇〇年十月铅印本，10至11页）按：蒋叔南既已闲居，则此说年份疑有出入。
[35] 张云雷口述、陈朱鹤整理《第一次国会时浙江的选举》，载《乐清文史资料》第九辑，乐清县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一九九一年三月铅印本，103页。
[36]《北雁山人蒋叔南帙事》，《旅行杂志》，第八卷第十号，二一页。又，赵叔雍《追悼蒋叔南先生》：“先生于民元之际参加革命，与英士诸君游，迨夫国基既固，置身仕板，而痛心于洪宪，走之滇黔，护法之役，又痛心于军政府。”（《旅行杂志》第八卷第十号，一四页）
[37] 《雁荡亦澹荡人诗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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