滕万林《漫话雁荡》：于右任书赠李价人

于右任是我国民主革命的先驱，孙中山先生的战友，国民党元老，又是蜚声海内外的书法大家。李价人何许人也，则知之者不多。于先生怎么会把墨宝赠送给李先生呢？

原来，于先生和李先生是同辈人，于生于1879年，李生于1889年。首先，二人都有一个相同的革命目的。于在北伐战争的紧急关头，曾赴苏促请冯玉祥将军返国北伐，并在五原誓师，就任国民军联军总司令。李在北伐前夕，受广东政府和北伐东路军第17军军长曹万顺之命，从粤闽回乐清老家招兵，收拾民枪，成立了一个师，准备参加北伐，师部就设在雁荡山的北閤村。后奉国民革命东路军前敌总指挥白崇禧指令，改编为浙江游击队，被任命为游击司令。1926年12月，北伐军进入浙江，浙江游击队归属于曹万顺领导的北伐东路军第17军。一个当过总司令，一个当过司令，有共同点，好讲话。再者，在抗日战争期间，于退居重庆，李亦在重庆国民党政府西南军风纪巡察团当副团长。二人均在重庆任职，就有可能接近。还有，李本人也善书，在书法上有相当造诣。他少年时就读于大荆印山书院，受业于拔贡方翔卿，勤奋好学，在作文、习字方面，都打下了良好的基本功，写得一手好字。只是由于他的在江西作参将的叔父李振镳（光绪戊戌武科进士）发现他胆识过人，又善骑射，每发必中，视为是一块武将的料子，于是嘱其弃文从武。先入浙江讲武学堂学习军事，后转入保定军官学校步兵科学习。从保定军官学校毕业后，就开始了他的戎马生涯，但他仍念念不忘书法的研习。据他的侄子李式时等人的回忆，1927年春，他领导的浙江游击队受打击排挤，避居上海上官云相公馆时，曾整日学习书法。1931年任军事委员会南昌行营军事训练处处长时，还坚持每天午后练字一个小时。特别对《石门颂》下过一番研习功夫。解放前，在地方上还能看到他所书匾额和楹联。看来，他还是一位书法好手呢！正因为他对书法艺术的钟情和具有相当的造诣，他对于书的仰慕是在情理之中的。于对这位志趣相同的下属的索字，是会乐意书赠的。

于赠给李的墨宝，据现在所知，有两件，一件是直幅，一件是对联。直幅书写的内容，是抄的“总理遗训”，讲做事要有“坚忍耐烦，劳怨不避”的精神。对联上写的句子，和弘一法师李叔同所书《华严经》集句：“天意怜幽草，人间爱晚情”，只有一字之差（在下联中，李用一个“爱”字，于用一个“重”字）。两联的联意，基本上是相同的，都讲要爱重晚情。我们从两幅作品的内容、笔迹和称呼来判断，直幅书写在前，对联书写在后。那幅对联是李在抗日战争胜利后回乡时送给侄子李式时的。式时在上世纪80年代献给了乐清县文物馆。这种奉献精神，确实很难得。

于右任的书名大，索书的人多，应酬之作也多，不可能件件都好。但这两件赠送给李价人的作品，应该说都是佳作。“外行看热闹，内行看门道。”于对待一个志趣相同，又具有相当书法修养的人索书，自然要刮目相看，认真对待。

这两件书法作品，均为行楷书，是以北魏碑志的端严恭整、扁方体势并自然地融入篆、隶、草书笔意，又不拘泥于蕴籍含蓄的藏头护尾的传统理法，而具有自家风格面貌的创作，是值得珍视的。

于先生在1927年前后着手研究草书，1931年发起成立草书研究社，致力于草书标准化、规范化的工作。在1936年出版了以“易识、易写、准确、美观”为标准的《标准草书》。有的于书研究者以1927年为界，把于的书法艺术生涯分为前后两期。有人据此，对这两件作品的写作年代表示怀疑。其实这是没有必要的，因为，把1927年作于的书法艺术生涯的分界线，只是从于氏的创作和研究的重点来划分的，并非在1927年后，于就单写草书而不写行楷了。其实，上世纪三、四十年代，于氏还常用行楷作书，例子不胜枚举。所以，说于赠给李的两件作品书于抗日战争时期，是用不着怀疑的。

路过

一看而过                     

这次看了

看过。名人啊，不易啊

路过、看过，皆大欢喜！

简单 发表于 2012-9-23 21:19
看过。名人啊，不易啊

您以书法代像，看来对书法情有独钟！

滕万林 发表于 2012-9-24 19:57
您以书法代像，看来对书法情有独钟！

吓我一跳，大哥，你是那一位高人啊，

个人爱好，和书法距离很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