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温州话的归属(我这里的温州话指瓯语、蛮话、蛮讲等等温州人讲的语言的总称),据说众说纷纭,莫衷一是。章太炎曾将温州话归于闽语系,“属福建而从福宁”;赵元任和王力都将温州话归之吴语系,属南吴语;尔后中国社会科学院与澳大利亚人文科学院合编的《中国语言地图集》把温州话归为吴语系。似乎温州话的归属从此成为定局。我对语言研究一窍不通,不知如何分类的。我只是有个疑问:我能讲上海话,上海话属吴语无疑,我基本上能与无锡、苏州、杭州,乃至我们温州的邻居台州人沟通,但他们全听不懂温州话。沟通无从谈起不说,并且连语言结构都完全不同,将温州话归于吴语系我想不通。同样的,温州话也无法归到闽语系,两者之间的差别实在太大了。
最近,我正式提出了自己的观点,并为此在一些有关的会议上疾呼:应当有个瓯语系或是温州语系,将除闽语与大荆话(与台州话相似,可以明确地划归吴语系)外的所有温州方言,都归到这个语系来,不要再让那些不懂温州话的语言学家,将温州话一会儿塞入闽语系,一会儿塞入吴语系了!
我就此一观点请教我的多年好友,出版了《温州话》的沈克成先生。沈兄博学多才,汉语的电脑输入法——表形码(沈码)就是他发明的,同时他又是位语言学者。但他对我的观点似乎不以为然,只是将他的网址给了我,于是我便看到了他的一篇文章《温州话从哪儿来?》。据他的考证,温州的先民(即瓯民)讲的是古越语,而古越语属于侗台语,是今日侗语、水语、壮语、傣语、黎语、泰国泰语、越南京语、缅甸掸语等共同祖语的兄弟语。其主要特点是形容词后置于名词,如:菜咸、笋干、饭焦等;副词后置于动词,如:吃添、走好等;及副词后置于形容词,如:红显、苦倒等。我认为还有将动词后置于名词,如关灯,温州话说灯关关,扫地,温州话说地扫扫等等。为说明问题,接着我只能引用沈先生的原文了,好在他的文章一向以简练著称的。
公元前3世纪,楚国灭越,派春申君治吴。楚人给吴越带来了最初的华夏语影响,从此汉语通过楚方言的形式大量进入吴越。楚治吴始于前249年,至西晋永嘉之乱长达560年,直到秦统一中国后,楚人在吴地仍有强大的势力和影响。温州话中至今还保留着南楚沅湘方言,如“惮(发怒)、訾那(怎么样)、憨(痴呆)、晒谷坛、牛拔过看勿著虱爬过密密掐”等最具温州方言特色的词都见于楚语。
秦始皇于吴越地东置会稽郡、西置鄣郡,东汉又分置会稽、吴郡为二。秦汉置郡设官驻兵,标志着汉人对吴越地区进入正式开拓阶段。汉以后,越民族逐渐融入汉民族大家庭之中。但没有汉化的越人却避入山区成为“山越”,当时的浙南、闽北一带还是越人天下。
五胡乱华,晋室南迁,大量汉族移民南下,在长江南方逐渐形成了江东方言,是现代吴语、江淮官话、闽语、徽语的祖语。江东方言是温州话中前中古层次(白读系统)的主要来源。宋室南迁,更使首都临安(今杭州)的吴语带上官话色彩,杭州人说的就是宋代由汴京中原官话渗入吴语而形成的独特的杭州吴语。由于政治变迁,在江浙一带造成两方面影响,一是汉人人口大量增加,他们努力学习土话,增强了当地汉语方言对非汉的同化力量,二是中原南迁人士大量聚集于新都城,又使都城一带形成双重语言制,即士族说官话,庶民操吴语。中国最大的几次从北向南的移民运动都发生在唐宋。中原方言在温州方言中留下了中古层次即文读系统。江浙北部地区受北来雅音官话的影响形成北吴语(以苏州话为代表);而离京城较远因而发展较慢的南吴语(以温州话为代表)则仍保持较多的古老特征。在现今的汉语方言中,吴语的地位仅次于官话居第二位,是我国东部沿海经济发达地区的方言用语。
从沈先生的论述中,我们可以有这样的几种概念:一是温州人原先讲的是属于侗台语的古越语;二是楚人给温州话带来了最初的华夏语的影响;三是江东方言是温州话中前、中古层次(白读系统)的主要来源;四是中原方言在温州方言中留下了中古层次,即文读系统。根据这四个概念,我只能得出如下的结论:现今温州人讲的温州话是以属于侗台语的古越语为基础,并受到楚语的影响,其白读系统主要来源于江东方言,文读系统主要来源于中原方言的东越语(或瓯越语)。瓯语系(或温州语系)中包括了瓯语、蛮话、蛮讲、金乡话以及我们还未给取名的温州方言。因为瓯语(或温州语)与吴语、闽语、江淮官话、徽语一样,祖语同属江东方言,所以有许多共同点。特别是吴语及闽语与瓯语的共同点更加明显,但这种共同点还构不成从属的关系。正如粤语与闽语的关系一样,它们之间也有很多共同点,但它们之间没有从属关系。我们不能因为讲温州话的人较少而将它随便往哪个语系里塞。小国也是个国家,在联合国里,大小国家都是一个席位。在我们的语言“联合国”中,也应还瓯语系或温州语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