得诺贝尔文学奖“非常容易”吗？——和刘震云先生商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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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

6月18日《报刊文摘》三版摘载刘震云先生《中国人缺什么》一文。此文谈及“弱小民族”的心态与诺贝尔情结。乐清读者滕万林先生读后不以为然，投书温州读书报，2014年7月号本报头版头条予以刊登，欢迎大家就此展开讨论。

得诺贝尔文学奖“非常容易”吗？——和刘震云先生商榷

□滕万林

   6月18日《报刊文摘》三版以显著版面刊载了《中国人缺什么》一文。此文是从《那三届》一书中摘录的。我一下找不到这本书，因之只好就文谈文，谈点读后的感觉。

    谈论“中国人缺什么”这个话题，不同的出发点就有不同的答案。譬如，儒家会给出“仁爱”之心的答案；道家会给出“自然”意识的答案；释家会给出“慈悲”胸怀的答案。刘先生给出的中国人缺少“见识和远见”的答案，也是可以成立的。其他人可以给出各种各样的答案，不能说就是错的。对此，我们就不想多说。

    下边，我们就谈一下读后感中产生的一些和刘先生看法不相一致的想法。

一、关于“弱小民族”的心态问题。

    刘先生一开头就说“我经常看到中国梦，中国要走向世界，中国文学要走向世界，中国电影要走向世界。每当我看到这样的词，最大的体会是，我们确实是一个弱小的民族，只有特别弱小的民族，才会急切地、焦虑地想把自己展现给别人看。”这说得很正确，可是接着他就把它忘在一边。当2012年莫言获诺贝尔文学奖，一下子红遍世界，比红高粱还要红。而刘和刘的好多朋友们和其他许许多多的国人也想在日后得个诺贝尔奖，这是完全可以理解的。但是，他过早地公开说，他和他的“很多好朋友，马上会得诺贝尔文学奖”了。这个表态未免显得“急切”了一点。于是，也流露了自己的一种“弱小民族”的心态。如果说可以联系一下，那么我们就会联系到阿Q的“精神胜利法”上去。好在“精神胜利法”不是中国的特产，不仅中国人身上有，外国人的身上也有，因此，我们不想多作计较，提到即止。

二、获诺贝尔文学奖真的“非常容易”吗？

诺奖是世界性的大奖，是授予世界各国在物理、化学等五个领域中对人类作出过重大贡献的人士的。百余年来一直有很高的声誉。他和那些可以靠贿赂、靠后门而获大奖的瞎评奖，是不可同日而语的。把评诺奖看得“非常容易”，未免说得太轻巧了。

    刘先生说的“中国作家想得诺贝尔文学奖，非常容易”的一个前提是：把评判的语言“改成中文”。这实际上是一种空想，若把诺奖的评奖语种改成中文，那还算是评诺奖吗？当然不是。那只能称为评中国的什么什么奖。退一步说，即使把评诺奖的语种“改成中文”，获诺奖就真的“非常容易”吗？我们知道，文学是“语言艺术”。语言是文学的细胞，语言出了问题，文学就会得病。文学得病了，那还能得獎吗？就以《中国人缺什么》这篇短文为例，其中至少有三个地方值得商榷。

    1、“中国人缺的最大东西，是见识，比见识更重要的是远见。”这句话读起来有点噜苏，不好理解。如改为“中国人缺的最大东西是远见。”不就一清二楚了吗？“远见”能不包括“见识”吗？

    2、“见识和远见的缺乏，不断体现在文学界、电影界、教育界，还有政治家。”“不断体现”下面的义项是并列的，而“家”和“界”是不并立的。如把“还有政治家”改为“和政界”，不就理通言顺了吗？

    3、“所以，远见对于我们这个民族，如大旱之望云霓，这是我们能不能在世界之林生存特别重要。”其中的“是”字，就可能是“对”字之误。

    我的看法，只是一家之言。如有不当，请刘先生和读者批评指正。

中国人缺什么
作者：刘震云

来源：杂文选刊·上半月   

　　我是1978年上的北大中文系，我们班有五十多个人，现在，去世的已经有四个，退休的占一半。子在川上曰：“逝者如斯夫！”
　　我经常看到有人说：中国要走向世界，中国文学要走向世界，中国电影要走向世界。
　　每当我看到这样的词，最大的体会是，我们确实是一个弱小的民族，只有特别弱小的民族，才会急切地、焦虑地想把自己展现给别人。
　　前两天，上海有一个电影节，主题也是“把中国故事讲给世界”。好莱坞在讲故事的时候，从未考虑过要讲给中国人听，它是讲给美国人和英语系的人听的，其他语系的人是跟着听。
　　另外，如果讲文学，就说何时我们也能够获得诺贝尔文学奖。
　　我们现在急切地找人把中国文学翻译成其他语种，其实，翻译成其他语种的时候，它已经不是中国文学。
　　中国目前不缺人，人最多；也不缺钱，世界上所有角落的奢侈品，几乎都靠中国人来支撑。
　　中国人最缺的东西，是见识，比见识更重要的是远见。
　　一个人、一个民族看事情，是看十天、看十年还是看一百年，他做事情的出发点和要达到的目的，是非常不一样的。
　　见识和远见的缺乏，不断体现在文学界、电影界、教育界，还有政界。
　　我们修一条马路，第二年，一定要挖开看一看，前一年施工的时候，落在里面的还有什么宝贝。
　　我们修的桥，寿命不会超过二十年，或者五十年。
　　前几天，听说华北的水抽得太多，地开始往下陷。日本侵略华北没有沦陷，我们自己把自己搞得有点“沦陷”。
　　所以，远见对于我们这个民族，如大旱之望云霓，这是我们决定能不能在世界之林生存特别重要的一个方面。
　　三十年，中国到底改变了什么东西？77级、78级在其间到底起到了什么样的作用？
　　我想，肯定起到了很大的作用。三十年来，中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三十年前，它是一个权力社会，但现在，它也是一个权力社会，同时，它又是一个金钱社会。两种势力混合勾结出来的社会形态，我们每个人都能看到，世界上像这样形态的国家已经不多了。77级、78级对于它的改变，起到了非常大的作用；对于它的维持，也起到了非常大的作用。
　　鲁迅先生曾经说，中国人，特别是中国的知识分子，要有担当。
　　我去我的母校人民大学，还去了河南大学座谈和讲座，给我最大的体会是，中国教育本身需要教育。我们的教育最大的功能是，把一百个人培养成一个人，发达国家的教育则是把一百个人培养成一百零二个人。我们和发达国家不管在哪方面较量，确实都存在着很大的差距。
　　我曾经在人大说，你们是怎么考上人大的？考的是脑子，是记忆。我说，上了大学之后，你们能不能主要锻炼自己的眼睛？
　　我在一个大学做讲座的时候，说梦回宋朝，上来就讲孔子和颜回，一个同学站起来说：“刘老师，讲错了，孔子和颜回不是宋朝的。”我说，这个大学的学生是真有学问，但是，他不知道，由一件事能够拓展到两件事、十件事。孔子最欣赏的学生就是颜回，颜回最大的特点是闻一知十，而我们做的是把十个缩成一个。
　　这不是教育的问题，而是整个社会的形态要把十个答案缩成一个，却不把一个答案拓展成十个。
　　有人说中国知识分子有四类，一类是埋头苦干的，另一类是拼命硬干的，还有一类是为民请命的，最后一类是舍命变法的。到底，我们77级、78级里都是哪些人？到底我们这个民族的知识分子有什么样的承担？还是同流合污？
　　我觉得，有个别人是鸡鸣狗盗之徒，我知道他有钱了，升官了，是沾了这个民族和社会的光，却没有给这个民族和社会贡献什么。
　　【选自王辉耀主编《那三届》中国对外翻译出版有限公司版】

早些时在卢礼阳的新浪微博中知道这篇文章，今天看到温州图书馆微博全文转发，就复制转到这里。
查《那三届》一书，不知那章是原始出处，登录上海市图书馆数字资源，找到二楼的文章，一并贴于此，以供参阅。